2013年12月5日 星期四

“詩”還是“觀念藝術”《上》——對當代中文詩歌的質疑和拒絕

提要:
本文(上)從當代中文詩在中國讀者中的尷尬地位描述了這兩代詩人的來源。他們模仿、繼承的不是中國詩歌,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尤其四九年後的現代詩、翻譯詩。接著闡述了爲什麽說翻譯釋詩不是詩,簡略概述了中國文字的一些特點。
本文(下)論述了爲什麽說翻譯詩和朦朧詩造成中國詩歌和語言的蛻化,爲什麽最近四十年來,起自朦朧詩的當代詩人的作品不能夠稱為“詩”,只能夠稱之為“以文字為材料”的“觀念藝術”。從而最後提出:當代中文詩必須回歸傳統,回歸自己的語言規範。


這又是一個人為的“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三十年來,人們厭惡當代中文現代詩,遠離這些現代詩,幾乎所有的人都被迫說自己不懂詩,但是卻依然沒人願意出來公開拒絕它,更不要說分析否定它。為此,忍受了幾十年后,我決定還是花費一些時間把它說出來,抛磚引玉,以引發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進一步討論和探究。
我決定把問題提出來還因為它涉及的不僅是詩歌問題,而且還有更深的文化和社會問題,所以描述、探究這個問題是值得的。

1.文學領域中的癌變——當代中文詩歌

2013年11月21日 星期四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讀于小康“身份”

友人傳來于光遠的女兒于小康的短文,“身份”。短短數語,很平和,可讓我感到她對人生的徹骨之痛——那個遠去的但卻永遠抹不掉的、殘酷的過去,那個毀滅了多少人一生的過去。
感覺只對有感覺的人才會有,切膚之痛更是對有生命力的人、曾經對人生充滿希望的人、炙熱地熱愛人生的人才會有。因為有美好,嚮往美好,因為美好竟然是如此被殘酷所蹂躪,才會有此痛感。
痛定思痛,平淡意味的是更深的失望,更深的痛苦和悵惘。這人生就被這樣的“歷史”毀滅了,這親人就在你眼前讓這浪潮捲走,這人性、這愛,就如此百般無奈地被踐踏。
三十四歲被害的孫歷生正值人生最美好的年華,十多歲的于小康們正在人生最需要愛和呵護的童年,五十多歲的于光遠則正當最智慧、對人生、人性最有感悟的年齡。可漩渦中,黑暗中打翻顛倒了這一切!
痛定思痛讓我感到,對人來說,最殘酷的是把人的感覺、人的思維徹底地毀滅。如果人們公認這是人類歷史、中國歷史最黑暗的一個時期,一個時代,那麼居然有人能夠不看它、忘卻它,居然有人能夠在這樣的殘酷面前,為自己、為這個時代遮掩、緩頰,是可忍,孰不可忍!

2013年11月3日 星期日

關於轉寄王友琴、于小康有關孫歷生、于光遠問題的文章按語

XX兄:

隨附于光遠的女兒,于小康的幾筆文字,看來她對人生很有痛感。這也讓我更加感到,當代中國人的靈魂,尤其是知識人好像真的被共產黨揉成了碎片。我指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因為我自己從七零年覺悟痛感這一切後,終生的工作就是力圖把過去被粉碎的靈魂碎片從新正常地拼湊回去。

我把這兩個附件也轉發給了一些朋友,轉發的時候加了幾筆評注,現在這幾筆附注也轉給兄:

記得有人曾經問過我,是否中國共產黨比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好點。我的感覺恰好相反,由於五四的徹底反傳統,中國共產黨比別國的共產黨更壞,更殘酷。中國被迫害致死的人涉及面之廣,範圍之大,幾乎只有柬埔寨可以比較。即以于光遠為例,他極為典型。這個人一輩子干的都是一些亂七八糟的政治的意識形態。既無學問,又無操守。人性和文化精神都是癌變了的。可幾乎很少人看到這點,還在歌頌他的開明。這類知識人既是《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奠基者、積極推行者,又是畢生都在力圖讓《真理部》改善得更有效者。共產黨如果只是工農幹部,大約中國還不至於如此壞。中國四九年後社會、文化的毀滅都是在于光遠、蔣南翔等所在的群體的努力下進行的。究其一生,于光遠和蔣南翔一樣一直是貨真價實的共產黨員,“英社”(見《一九八四》)骨幹分子。

2013年10月19日 星期六

關於德國文化精神為何如此的通信

筆者注:施長要先生由台灣移居美國,在紐約創辦中文報紙。二零一一年曾經有幸受邀和施先生同到台灣參加中華民國建國百周年慶。人好,景好,情好,短短不到十日,以後兩年卻書信往來,神交愈甚,得識施先生可謂一幸也。因此封通信,施先生發在十月十九號紐約華文報紙,為此也貼在博客,供友人茶餘飯後咀嚼。

施先生信文:

維光兄:平安!
蕪文「東歐風光夢裡迴」寫了四期,對德國的印象越發深刻,此間部份讀者談起也很好感,德意志的精神是與生俱來的?還是後天教育之功?
我真好奇又興趣,兄若能賜教,感激之至。

2013年10月13日 星期日

老来竞赛,人何以堪

昨晚赛球,百感交集。第一我现在几乎成了双打高手,我们队双打赢了七场,输了十场。可七场中我赢了五场。然而结果是,接下来的立即上场的单打总是在某一时刻停摆。昨晚第一局打到八,我遥遥领先,突然反应缓慢下来,失误连连,被对手翻了盘。总算第三局有所恢复赢下来。可第四局我七比一领先,又突然停摆,最后七比十一输了。此后一个球也没赢。我大吼,跺脚,用各种办法都无法是自己兴奋起来。真的觉得老了,任人宰割了。沮丧之极!那孩子十年来从来没赢过我,这次又觉得自己突破了。
其二,第二场单打,那人是削球,我除了十年前第一场痛宰他过一次,此后绝大多数是二比三输。由于体力原因,我这五年没赢过他,几乎认为此生不会赢他了。但是三月份居然再次痛宰他

2013年10月1日 星期二

也談阿倫特及其《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

筆者注:
本文摘自筆者二零一二年十月發表的《傳統專制、中央集權和極權主義的區別究竟是什麼?》一文第六部分, “六.關於極權主義的起源的探索:兼談極權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毫無關係”中的第六小節。在第六部分筆者概述了五位元西方極權主義研究者對極權主義問題的探究,阿倫特是其中的一位。鑒於那些信奉馬克思主義,認為中國當代共產黨專制來源於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並且繼續反傳統的人現在對阿倫特的解釋,阿倫特在西方學界的影響的評述還是南轅北轍,為此,筆者現在特摘發有關於阿倫特的文字。如果有讀者希望更詳盡地瞭解和討論極權主義問題可以去閱讀筆者的全文。關於阿倫特問題,我也希望中文界有更專門的研究,因為這對於對現代社會的理解,當代自由主義所面臨的問題的理解是重要的。

6-6:談到極權主義的起源,就不得不談漢娜·阿倫特。因為她關於極權主義的一巨冊著作《極權主義的構成和起源》就是以此命名的。但是儘管如此,幾乎所有的政治學者公認,阿倫特的出名是在那些半瓶醋,對思想和學術不很熟悉的圈子裡,在喜愛意識心態式的談論的左派文人的圈子裡。

2013年9月1日 星期日

浅谈金观涛先生新作“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有网友看到我曾经评述过金观涛八十年代的作为,因此现在希望我再评述一下金观涛最近的作品,“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我的确在二十三年前,在评述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状况时把金观涛作为一个反面典型,作为一个那个社会的继续堕落的案例简略分析过。实在说在学术领域这个人其实是不值得作为讨论对象的,不过因为要研究中国社会,“极权主义社会”,“共产党社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而不得不接触这类所谓知识人。因为这类所谓知识人,其实既非一般意义的知识分子,也非中国传统中的文人,而是现代社会产生的“意识形态分子”。他们是极权主义社会文化的典型产物。
虽然如此,作为个人,我倒是始终希望金观涛能够运用他个人的生命和条件认真的思索,能够利用八十年代后离开了中国大陆而认真思考重新做些有益的事情,能够真正对那个社会的文化,和自己以往的那些胡言乱语进行反省,哪怕做一点稍微有益于知识和文化的事情。然而,金观涛的最新作品却让我的希望落空,它让我看到,金观涛竟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在那里仍旧坚持用各种方式重新拼凑《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真理部”的新话、新思维。当然,大约不仅他自己不明白,而且那些如醉如痴地阅读这些“新话”的人也不明白:人的语言和思维一旦被装入极权主义的万花筒中,无论怎么转,你看到的都是一堆碎玻璃片重新拼凑的幻景。光怪陆离,可就是没有生命力,完全是同一个“管道”中的东西。因为他们一辈子除了意识形态化,观念化地谈论问题外,竟然已经失去了阅读、感知,乃至思维等能力。

2013年8月21日 星期三

讀徐芳櫨先生回憶錄《從戎沒投筆》

一.認識徐芳櫨先生

1.1一九二五年出生的徐芳櫨先生,二零零七年八十二歲的時候出版了回憶錄,《越戰兩年記》,記述了他在一九六七年到六九年在越南的經歷。二零一二年,八十七歲的時候又出版了《從戎沒投筆》,記述了他從四九年到七一年二十二年軍旅生活的經歷。
一位幾乎走過一個世紀的人,註定了他的一切都會和一連串的數位相連,他走到哪裡都是一部活歷史,他站在那裡就讓你感受到人世的滄桑,人性的厚重,人生的經驗和智慧。在我和徐芳櫨先生接觸中尤其體會到這一點。他講的故事,談的事情都看來平常,卻讓我感到遙遠的過去,想到它和今天與未來的關係。單就這一點,它就讓你在現實中無法不向歷史看,不向未來思索。為此,當初知道徐先生動筆寫回憶錄,我幾乎是期待著早日看到他的書。收到他的這兩本書,我感到非常興奮,細讀他的兩本書,更讓我感到,徐先生為我們提供了兩本非常詳實、有價值的史書。
讀徐先生的這兩本書,情動萬千、感慨萬千、思緒萬千:人生、社會、歷史和人性;陰謀、謊言、屠殺和迫害,萬千糾集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誰也不知道究竟在什麼時候什麼會打開,究竟它又會被糾集向何方?

1.2認識徐芳櫨先生並且能夠超越歲月和地域,建立起如此永久的感情和交往,對我來說是人性、人生的一個重要的事情,它讓我看到,或者說證明了很多雋永的道理。
認識徐芳櫨先生,和徐芳櫨先生一路二十多年的交往,是我在人生路上最後清除掉共產黨文化,清除掉奧威爾所寫的《一九八四》一書中的“老大哥”對我們這代人的換腦,換情,換了人性的最後一些痕跡的時期。沒有這個清除和超越,我永遠不可能看到徐先生一輩子的追求和奮鬥,看到徐先生努力在我們這些人身上投入的真情。
我能和很多臺灣朋友成為超越政治的,友情來往的朋友,後來更讓我想到,這不僅與對党文化的清除有很大關係,而且也大大地幫助了我徹底清除共產黨殘存的各種影響。就為此,我和很多臺灣朋友的關係甚至已經遠遠超過了我在大陸的朋友。

2013年8月17日 星期六

读徐芳栌先生《越战两年记》(下)

四.读《越战两年记》感想——历史与现实


4.1徐芳栌先生到越南的时候是他军旅生活的最后两年,也是他人生中最成熟的时期,四十二岁到四十四岁,正是这个原因,徐芳栌先生在处理二十世纪对于学界和政治界都是最困难的难题,共产党问题的时候,他对越南问题的分析和结论竟然如此简单明了、准确,竟然如此驾轻就熟。这其中的原因当然还在于徐先生在前二十年中接触的都是共产党问题,他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这个对抗中共的经验使他观察越战的时候头脑清楚,能立即看清越共的任何言行后面的企图。反过来,这个对于越战越共的经验,徐先生又把他带回了台湾。他的总结能够让台湾社会,台湾政界、军界能够对于共产党,中共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更深的了解。我相信,他在越战的经验同样不会欺骗他以及台湾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了解。
二〇一一年我再见徐先生的时候,在他已经多次到过大陆,受过共产党的优厚招待的时候,即便在这样的时候,共产党深层的本质,招待后面,和下面隐藏的东西,我相信徐先生一定能够非常清楚地洞察到。
与徐先生的人生相比,他的这本书记述的六七到六九年,他在越南的年代正是我刚刚迈入人生的年代。一九六七年我跟着共产党狂热地搞文化大革命,六八年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思索,六九年四月我离开北京到吉林插队。那一年,我二十岁,开始了反叛的历程。大约在徐先生重新回到台北的时候,六九年夏天后我做出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价值选择,彻底告别这个毁灭了我一生,毁灭了中国几代人的共产党。可那个时候,在《越战两年记》中,徐先生已经显示了对共产党问题的清楚深刻的认识。
徐先生的这些认识,此后我化了十年的时间,经过相当艰苦的努力,才在黑暗中看到,并且走出来。再往后,由于走了出来,所以在二十年后我认识了徐芳栌先生。又过二十年,我更深地了解到徐芳栌先生他们那代人被迫走的道路,所奉献的,所带来的,所留下的生命的业绩。
现在读徐先生的书让我痛心、痛苦。这一加一等于二的道理,知道它竟然如此困难。而一旦当我认识之后,又深感传播它竟然如此困难,避免重蹈覆辙竟然如此不可能。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人生利欲的诱惑,苟且姑息养奸?还是因为智力?……

4.2为什么会有“反共”:

2013年8月16日 星期五

读徐芳栌先生《越战两年记》(上)


.没有终结的问题

在记述二十世纪历史的书籍中,这是一本教科书式的读物。
徐芳栌先生的《越战两年记》出版于二零零七年,早于他的《从戎没投笔》四年。四年后在《从戎没投笔》中有两章重复记叙了他在越南的这两年的经历。但是那两章对他在六七年后在越南的两年生活只是一个大概的描述,对于越战两年的更为具体详细的经历、经验教训却没有涉及。因此在我看来,从研究思想和历史,尤其是研究共产党问题,极权主义问题的人来看,《越战两年记》在思想及历史意义上是更为重要的一本书,甚至可以说这是一本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可多得的、必读的读物。
越南战争对于描述和认识共产党的本性可说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案例对于徐先生那代人并不陌生,因为他们几乎就是在同样的情况下失去大陆,被迫离开大陆的。越南战争,南、北越不过是另外一个中国历史重演。所以在徐先生的笔下你并不觉得越南战争是你所难以理解的战争。
而这就是徐先生这本书给我们提出的另外一个更为引人深思的历史问题,那就是历史上,以及现实中没有一个党派如共产党那样,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文化中,什么样的社会中,无论在地球上的那个角落,只要是共产党,其做法都惊人的相似,其结果都惊人的相似,如果它不是如此,它就一定会更名变称不再叫共产党了。而这个一致性就是二十世纪产生的这个共产党的根本特性。这个特性在极权主义问题的专门研究者们看来,它存在于极权主义的文化上的来源,思想来源:“一元主义”的“绝对要求”决定了它的这个特点。
这个一致性为我们探究共产党,认识共产党,尤其是认识过去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把钥匙。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是共产党,其次才是中国共产党。而就是这一点,对抗中共的经历让徐先生理解越南问题驾轻就熟,而他记述越南经历的《越战两年记》又反过来能够增进我们现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所以说,这本书堪称是一本具有普遍意义的教科书式的读物。

2013年7月11日 星期四

欧华年会归来听2013柏林露天音乐会感想

昨晚由荷兰埃恩霍芬欧华年会回来,电视转播一年一度的柏林露天音乐会,上半场是C.Tetzlaff的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下半场是贝多芬第九,Rattle指挥,完整听完一场,感触万千!

Tetzlaff的演奏我还是第一次如此细心地听。以前看到过这个人的唱片,以及偶然在电台上听过,但是没引起注意。这次听,感到还行,还可以继续细听。但是也感到没有如俄国的那位拉宾那样,能够一下子打动我。Tetzlaff是德国人,汉堡六六年生。
说来大多数人会觉得我的这个评述奇怪,因为德国演奏者给我的印象是一般都缺乏音乐性,如卡拉扬我不喜欢,是因为他缺乏音乐味。德国音乐家或演奏家,除了严整、规矩,就是那个瓦格纳的张扬辉煌,至多是抽象、晦涩,很多时候如那个装腔作势,昏话连篇的黑格尔。不知道是缺乏,还是不愿理解,他们永远不是围绕人基本的感情和情绪,基本的感觉去开掘,所以我不很喜欢德国的所谓艺术家。第一次听这个Tetzlaff也还是有些距离。据说他诠释的巴赫无伴奏是被唱片界推荐的经典诠释,所以我大约还要细听,多听。然而,我也要说的是,与此相对拉宾的演奏,第一次接触就让我一下子永远也放不下。

2013年7月8日 星期一

诡异人生断想

.自鸣得意 自得其乐——与亲朋好友分享2012-07-08

 去年的今日我写下了这个随想:

今天真的是拼了老命了!埃森城市乒乓球锦标赛居然拿了他们的冠军。共打了七轮,所以到最后回家开车换档的时候小腿都抽筋了。不过居然让我最后给赢下来了。这样的日子不会有了!所以宣告亲朋好友,自鸣得意,自得其乐了!

本来是不想参加的,可新俱乐部的负责人给我报了名,我想,那就去玩玩吧,结果可谓一不小心居然赢了回来。
哈,说不小心还真的没错。我本来想打几场累了就回家。中途也一直在盘算到哪儿放弃。如果碰上一个对手是我们俱乐部的,或者是朋友,那我就立即打道回府。但是他们都输了。而打到半决赛的时候,我以为只是四分之一决赛,已经累得不行,有点想放弃。可旁边的人告诉我,坚持一下,已经半决赛了。于是我想,既然如此,就看看是否能够打到底吧。说迷信话,我早上去就觉得能赢。
决赛的时候,第一局打到九平,我翻了对方一个网,接着他回赠了我一个翻网球,可我救了回来,他接回来后,

2013年7月5日 星期五

党话、大话与异化 ——读“青石”网友散文随感

网上青石小友希望我谈谈对他最近一篇散文的看法,并且盼我直言。这种真诚让我感动,为此我也就为了我们共同所努力的生活,为了更好地交流不惜直言。


这是一个必须告别的社会,当然对于我来说不仅是政治制度,而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而必须告别这样一个社会,一种文化及其精神不仅表现在社会问题的各个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血液中,感觉中的变态,或者说畸变。
告别外界是容易的,告别自身的畸变是困难的,或者说彻底告别癌变,治愈癌症是困难的。然而,你却必须如此。

2013年7月1日 星期一

我依然拒绝低头进入那个知识界 ─关于自然辩证法问题争论的继续(1996)

2006年年发表“我依然拒绝低头进入那个知识界”按:
这篇写于十年前一九九六年二月的文章和信件,由于许良英先生的反对,一直压到今天没有发表。现在作为我为自由文化运动大会所写的文章,《自由文化运动和中国知识传统的重建—极权主义及其文化问题批判》的附录发表。因为我认为这篇文章可以说明笔者的一个观点,八十年代,寄生于极权主义社会的知识精英,甚至包括所谓“自由派”,对于任何异于他们—共产党正统统治思想的倾向都是极为敏感的。他们对统治者温文尔雅,对于一个年轻的异议者却凶猛异常。很多时候,他们甚至可以说非常自觉地帮助政府禁锢围剿异各种背离他们的倾向。
现在发表它,我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希望我的经历能够给年轻一代的青年学生提供一点经验,当他们被其“导师们”围剿的时候,不要轻易否定自己。我自己在七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反叛路上,经常遇到这类问题而彷徨徘徊,难以找到继续走下去的支持。三十年来的经验使我可以告诉你们,应该怀疑的是他们。
为此,我更希望在中国有思想的青年人、大学中的学生,能够起来重新审视你们的导师、教科书,以及所谓学术刊物。我可以肯定地对你们说,他们教给你们的“知识”,不仅社会科学而且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的不一样,和中国传统的也不一样。你们为什么要单单要相信他们,而不是相信其他的知识传统呢?

2013年6月29日 星期六

腥臭不分、毛发无别、香臊自知 ——谷歌输入法论坛杂谈之二

温顺发此贴,一因行者孙经常西行,为老孙增加些感性知识,二为东西之别,为输入法提供更多视角。
东西文化发展不同,取向不同,起步不同,速度不同。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之中国,文化内向;嗜权好二元对立之西方,宗教性导致外伐。是以中国顺其自然,不生科学,多生美食;西方终有近三百年之坚船利炮。
中国人为人、为生,婉约细腻,西方人为人、为生,尚武有力。二者之比本无可无不可,然五四之后却生出一味崇洋媚外,并且最终导致当代一批“卫慧”之流。
此辈不肖子孙:妄自菲薄、香臭颠倒;指鹿为马、蒙蔽国人。温顺在此试以两个简单的区别说明之。吁请网友注意。倘老孙西行碰到女儿国,诸位不慎落入爱河,喜欢上一位西人,但请提前有心理准备。

西人腥臭不分、毛发无别

2013年6月28日 星期五

从西语中没有“鲜”谈起 ——谷歌输入法论坛杂谈之一(2009)

如果想增加整句输入的准确性,一个丰富准确的词典是不可缺少的。这是高度发展的汉语语言的典型特点。

在这里说句闲话,西方语言远远不如中文语言的丰富细致,例如“鲜味”这个“鲜”就根本没有,再例如炒菜的炒,中文煸炒烹炸,溜焖滑煎,西文的中文菜单根本无法翻译出来。可怜,从五四后,中国人失去了自我,妄自菲薄。所以编写输入法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没有足够的汉语修养和文化认识,无法更上一层楼。因为那指导着你编写的潜在的方向和口味。

看书以前再和大家说几句闲话。

现在中国人以喝咖啡为时髦,殊不知喝咖啡是未开化人的象征。它不需要细腻的感觉。西方人恰好没有这种细腻感觉。我刚刚说过,西语中之所以没有“鲜”,因为西方人的味蕾尝不出鲜,他们只知道咸、淡,酸、甜。咖啡在西方的流行也说明了这点。


2013年6月4日 星期二

仲维光:中共的《宪法》是个什么东西?


听众朋友, 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时事访谈】节目, 我是主持人静汝。
最近中共党刊《红旗文稿》发表题为《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的文章。文章指宪政是属于资本主义。随后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也刊登类似文章,称“宪政”主张与中国《宪法》对立。有大陆学者对海外媒体表示,中共党刊的这种对宪政概念的混淆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在今天的【时事访谈】节目里,我们就请旅居德国的著名学者、自由作家仲维光先生来做进一步的分析:中共为什么认为宪政和中国的宪法相对立?那么中共的宪法是个什么东西?
记者:仲先生, 您好!《红旗文稿》的这篇文章提到:宪政的主张是主权在民,多党竞选,轮流执政。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竞选得来,是民主革命胜利的成果。但以宪政理念为标准,就没有无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请问您对这种观点是怎么看的?

仲维光:第一呢,共产党实际上已经明白的承认了它的政权不是人民给予的,承认了它的政权是通过暴力夺取的。实际上,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来揭示的话,我们还会发现,共产党的这个党建立的基础,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反人类的基础。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共产党是建立在要消灭阶级的这个基础上。它说它代表无产阶级,要消灭资产阶级,那么资产阶级是一个族群。有人会说,共产党在80年代取消了阶级斗争了,那么它还是建立在对于不同族群的迫害和消灭的基础上吗?当然是了。80年代,它虽然表面上取消了阶级斗争,但是它更是赤裸裸的把它的政权建立在一个党、一小群人的把握权力的基础上。也就是它自己现在承认的一党专制的基础上。这个一党专制比过去的那种阶级斗争,阶级消灭更狭隘了。因此呢,共产党的建立,它的前提和原则就是反人类的。所以我是觉得在《九评》里说,这个党它是一个黑帮集团,说的非常准确。大家可以看一下近代社会,所有的正常的一般社会的政党,它都是建立在一个价值这样的前提下的。例如西方的自由民主党,它是建立在对自由的推崇上的。社会民主党,它是建立在希望能有一个社会正义,社会公正的基础上的。唯独共产党,它是建立在一个阶级斗争基础上的,现在它是建立在一党,一个小群体的政权的基础上。

2013年6月1日 星期六

六四及当代中国知识界的盲点 ——对六四与当代中国问题的再思索

一.序


1.1六四二十四周年前,一位大陆的自然科学专业的老教授访问德国时心情沉重地对我谈了两点。他说:
一,中国大陆的领导,包括所谓精英阶层根本没有任何改革的冲动,想让这些人再次所谓如七十年代末期那样推动改革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他们感到的是不改革权力有危机,而现在对他们的问题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利益。这甚至包括刘晓波那样的人都是惧怕大变化。如果想变化,靠期待戈尔巴乔夫,期待知识精英已经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的动力在底层的维权方面。
二,中国的知识精英是虚伪的,推翻专制的想法甚至不到半心半意,包括所谓异议人士、精英。八九年他们失去了机会,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们实际上又失去了第二次机会。如果他们真的做到,“我虽然不同意你的思想,但是我一定要捍卫你的权利”,他们就会为法轮功受到的迫害进行全面的捍卫和对抗,如此加上法轮功的力量就一定会动摇中国的共产党统治。可惜他们从国内到海外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充分利用这个为他人说话,甚至可以说稍微安全一些的方法来对抗共产党政府的一党极权专制。在法轮功问题上,很多人竟然是直接或间接地迎合共产党。
这个说法对我真的是醍醐灌顶,尤其是第二点,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九九年其实是和八九年一样的历史性变化的契机,而我们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个战机,甚至没有想到要进军到滑铁卢去决战。

1.2中国古语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宏观看,这是一目了然的真理;然而微观看,被障目的人却不会以为自己是被障目的。

2013年4月25日 星期四

五四·意识形态及反智的蜕化 ——五四的反思(三)

一.再谈知识与道德的悖谬问题

1.五四的口号是“科学和民主”。然而其后的发展却让人们感到奇怪,科学(Science)竟然与马克思主义,民主竟然与马克思创生的共产党极权主义专制相联系。而马克思主义也就从此成为主导中国最近百年来的那些精英们的“意识形态”、“思想武器”,甚至就是在今天,即便人们已经对其中所含有的那种乌托邦成分完全失去兴趣,但是它的思想基础、方法却仍然统治着中国现今社会,尤其是知识精英。它不仅在追随权力的精英们身上,而且甚至更为显著地反映在海内外的那些所谓异议人士——所謂精英们身上。
为此,人们有理由对五四后、以及当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知识精英再次提出这方面的疑问和质疑!
笔者在“五四的反思之一”中曾经引述过已经去世的当代自由主义巨擘,法国的雷蒙·阿隆针对马克思主义一针见血地说过的一段话:
 “任何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学者都不会对已经变成马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在什么样情况下,一个人才能既是马列主义者,又拥有才智和为人正直呢?用我的朋友乔恩·埃尔斯特的话说,一个人可能成为马列主义者,并且拥有才智,但是他不会是正直的。也有不缺乏真诚正直的马列主义者,然而这类人却都缺乏才智。”(注解1
生于一九零五年,逝世于一九八三年的阿隆的这段话当然不仅对于西方,而且对于中国,不仅是对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而且对于五四前后的一代人同样适用。

2013年4月17日 星期三

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问题 ——五四的反思(二)

在《五四、马克思主义及对中国知识的问题》一文中,我从弗格林和波普的追求和研究中比较评价了被标榜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们的追求与反思。鉴于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非常喜欢为自己贴上自由主义者的标签,因此我们对五四的反思就不得不涉及到究竟什么是自由主义问题。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引用阿隆的话,强调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是缺乏才智,就是缺乏良知。在对自由主义思想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上,中国当代知识精英们的那种在对马克思主义反省中提出问题、认识问题能力不足的弱点,也再次显示出来。他们不清楚究竟应该到哪个方向上去寻找,理解自由主义。不患不知,患的是强不知以为知,指鹿为马、南辕北辙。这不仅成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问题,而是一个延误社会进程,败坏思想、学术的问题。
我之所以为上文写这篇补充文章,还是因为五四与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问题。在本文中我试图进一步说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方法决定了他的专断、不宽容,从根本上是自由主义的对抗者。
这样一个论题早在七五年,也就是三十五年前,我就和一位自然辩证法界的前辈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因为我认为认识论问题和专制思想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是这位前辈认为,政治问题和哲学认识论问题没有关系。我当时的意思,当然含有对于他们那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彻底否定。他也始终清楚地知道我对四九年以后一代知识分子的表现深恶痛绝。
正是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我们始终在对于启蒙、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中国传统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

2013年4月10日 星期三

五四、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知识界问题 ——对五四的再思索(一)

一.五四与马克思主义

“五四”之所以著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在文化与知识方面给其后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带来的影响。然而却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知识”方面的影响,不仅改变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历史,而且彻底粉碎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为此。尽管五四后一代或者两代“主流”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并且对社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却也同时把他们的智力与道德,留下来供千秋评说。
五四后留下来的一句最著名的教科书式的话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已经在一九八九年被彻底埋葬,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早已声名狼藉,然而,对于这句话,在中国的知识界却至今仍然没有进行过彻底的反思,还有很多主流知识分子为他们当年的追求,很多他们的后裔为他们今天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或有意或无意,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沾沾自喜。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信奉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有热血,一个人在三十岁的时候还信奉马克思主义,则说明他缺乏才智。这个判断几乎是伴随着五四年代就在世界上存在了,然而至今在中国知识界却没有认真的被人们思考、接受,成为知识分子的耻辱标志,成为智商与道德高低的试剂。
这个判断对于那些混迹于共产党的党棍,及其文人是没有必要多说什么,我在这里要说的是那些所谓“知识分子”,李泽厚一类,李慎之、顾准、以及于光远等人及其当代弟子们一类——也就是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们。

2013年3月16日 星期六

谈意识形态问题



有网友希望我谈谈维基百科中有关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定义是否准确。我大概看了一下维基里的这个内容,因为网友没有链接给我,所以我不知道看到的是否是同一条。
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和定义不是唯一的。马克思的确有他自己的定义。但是这个“定义”基本上是不被学界接受的。
我曾经在九一年的时候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那时我依然是在黑暗中摸索,要自己来寻找道路。好在我已经习惯了,从七零年开始走向这条社会科学之路,我基本上是在黑暗中凭自己的直觉摸索找路。七十年代初期的我遇到的困难可比九一年要多多了。因为那时候我连摸索的方法都是有问题的。在摸索中还要不断修正自己摸索的方法。所以几十年下来回头看我真的是感到惊险,没有步入歧路,掉下深渊,真是我的幸运。到九一年,二十年的摸索,我已经基本上知道了应该到哪里去找门、敲门,入门了。
意识形态问题,因为中文世界从没有人具体提到。林毓生先生虽然在研究五四的时候运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但是他没有提到任何当代学人对此的讨论。看他的论述的时候我明显地感到他是在借用当代人的讨论,却没有看到当代人为何,如何讨论这个题目。所以这或许也是促使我去了解这个题目的一个间接原因。

2013年2月27日 星期三

哭许良英先生

许先生待我“恩重如山”!
东望神州,仰对苍天,抚今追昔,先生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谆谆嘱托,言犹在耳,如何想象,如何接受,这世上就再也没了先生!
在我的生命中,我的亲友中,有不多的人影响了我的生活。许先生是我作为生命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圈,在我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痕迹的少数的几个人之一。他对我的器重与关心也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所以尽管在他一生最后的十年中因为不能够容忍我的经验主义立场,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不妥协、不留情的批评,而和我断绝了联系,但是对我的关心却从来不曾,也不会断绝。对此,我深信不疑。


最早知道许良英先生应该是一九六八年,那一年他的长子,许成刚,在革命激情和理想的支配下主动去了东北建设兵团,这引起了我的关切。我是一个晚熟的人。虽然比许成刚大两三岁,可是却一直充满孩子的玩心。虽然从六六年四月干部子弟的怪异刺激了我,而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但是直到六八年我却都是凭着直觉,凭着对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正义冲动及兴趣参加的。虽然先天那种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和百折不挠的性格使我参与很多,但是对未

2013年2月23日 星期六

曾经有一个文化中国——纪念九评发表八周年之三

文章提要:(原载《新纪元》2月21号)
曾经有一个“文化中国”,对此本文首先从西方学者的看法描述了“文化中国”指的的是什么,然后。从近代国家观念的变化,也就是中国在西化、全球化过程中从“文化中国”发展到政治国家,最后到党国;西方从宗教国家发展到近代国家,政治国家,这两条线索提出对“文化中国”的重新思索,以及对于近代国家为人类带来的问题的质疑。
全文共分五部分:一.曾经有一个“文化中国”,二.何为“文化中国”,三.从“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党国”的发展变迁,四.对近代“政治国家”的辨析,五.文化中国与宗教国家、近代国家的区别。


以信仰为基础,从文化问题出发,九评彻底地对共产党及其社会进行了分析。这个方法让我们看到,九评实际上关注的是一个更为广泛深刻的问题,人究竟如何活着,人如何思索对待人组成的社会,及它给个人带来的一切。如果看不到这个广阔的、深刻的背景,笔者认为,要想真正地认识九评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点上,九评启发并且促进了我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问题,当代世界,以及人类未来面临的问题的重新思索。为此,它就从另外一方面再次让我们看到,九评涉及的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但是它不是以政治为目的,它是建立在对于“真善忍”的追求和信仰上,是以一种“坚持”和一种“建设性”的“新生”为基础。所以,它的眼界和关怀是超越性的,广袤的。
在纪念九评八周年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理解时下中国的政治,更好地理解九评八年来带来的极为广泛的努力,我们也就有必要超越政治,对于中国的传统历史,对于近代世界的发展史,对于多元化的人类文明史做一些反思和讨论。说到底就是,究竟如何看待九评带来的对于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中国传统的回归。

一.曾经有一个“文化中国”

究竟如何看待我们中国民众几千年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追求?一百年来在物质上处于的弱

2013年2月16日 星期六

许良英先生——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后一位左派革命家


——就悼念许良英先生致友人的一封信

晓东,
你和一些朋友来信,希望我就纪念许先生问题,谈什么是科学、民主和启蒙,暂时我不会直接谈。因为我已经看到,时过三十年,讨论这样的问题还是太超前了,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和误会。
 
在对于许良英先生的悼念纪念中,许先生真正好的地方人们并没有明确地谈到。当然很多人都看不到,或者不敢看,我说的是许先生坦率、真诚的性格,如他直接把LiuXB赶出去,他多次告诫WangD不要和WangJT这样的人往来,他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庸俗,拉拉扯扯的作风,那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研究科学家的方法。然而,很少有人对此对比,反省地纪念他。
 
前辈导师留给人最重要的永远是如何做人。可是,吹捧许先生的人甚至没有看到他的最可贵的性格和为人,并且恰恰又把这一套用在和许先生交往中,乃至悼念中。就因为此,他们的悼念也就有很多是虚的东西,吹喇叭式的东西,乃至假的东西,例如说他思想深刻。许先生不是因为思想深刻,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激情,真诚的人。他是一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革命者!二十世纪上半叶革命者身上的所有优点和缺点在他身上都非常直率地得到反映,并且持续到二十一世纪。
 
如果说他思想深刻,一旦推敲,那许先生的形象就会被摧垮。当然吹捧他的人并不关心这些,因为悼念,对某些人来说不过是一种拉拉扯扯的手段,而非认真的学到,得到,继承,乃至反省些什么。
 

2013年2月6日 星期三

关于丁子霖悼念许良英先生文章中涉及我的事实说明

今天有多位朋友来信告诉我丁子霖在悼念许先生的文章中攻击我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回答这样的问题真的是很让我不安,但是与其不断接到别人询问的电话和信件被迫解释,不如用文字一次性地回复,解答如下。(丁子霖原文附后)


1.关于许成刚给我写信,说注意他父亲岁数大了,不要继续讨论分析以免气坏他之事。

此事有,但是是在八九年之后,大约九零年的事情。
我那个时候和许先生讨论八九民运的事情。由于我在八九六四时已经在德国,因为等待奖学金的审批,所以没有回国参加这场运动。为此我高度评价刘晓波回国参加学运。当然没有说出来的原因也有我对于许先生和方励之他们不能够积极参与,而躲在外边,有不同看法。我看到,他们胆怯但却不愿意承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第一,我高度评价刘,第二我承认自己不如刘,第三我当然没说,但是讨论中显然是有这种情绪的。就为此在信中和许先生争论起来。
这个争论的结束是,因为后来刘晓波在电视上作证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我则坦率地向许先生承认了我对于刘晓波看法的错误。大约那个时候许成刚也写来这封信。我对许成刚的信当然是有看法的,因为思想讨论并没有人身问题。尽管如此,此后对于六四与知识分子关系的看法,我也就没有继续和许先生讨论,我的观点则在后来几年谈六四的文章中陆续有所论述,如“心理恐惧和恐惧心理”一文。

2013年1月29日 星期二

许良英先生生平与思想

笔者悼序:

一月二十八号清晨传来许良英先生去世的消息。虽然自从王来棣师母十二月三十一号去世,一个月来我一直是在焦切中度过,盼望许先生能够度过这道生命之关,再陪伴我们一程,心理应该有足够的沉淀,但是,强烈的生命本能还是让我绝对不能够接受许先生离我而去的消息。噩耗传来,血液立即冲上了头顶。一阕“哭许良英先生”的文字,几句下来,我就已经明白,暂时我真的是无法安顺地写完告祭许先生的文字,只有等稍事平静后再继续动笔。
我深知,尽管悲痛,作为许良英先生的学生,责无旁贷地应该为人们了解许先生做更多的事情。为此,现在只有先把我九一年写作的描述介绍许先生的文字发表出来,以供大家了解许先生。
这篇文字曾经与鲍曼女士合作作为德文在德国出版过,现在虽然时过二十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但是我认为基本的思想及评述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并没有过时。我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篇文字增深对许良英先生的了解。
我一直认为,尽管在思想上我和许良英先生倾向不同,但是在性格上,我和许先生极为相近。正如我在二零零一年写的文章中所说,他是最了解我,支持我的人。我认为,这也是他留给社会,留给人世,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
将近四十年下来,我和许良英先生有着很多充满情绪性、戏剧性,甚至可称为跌宕起伏的交往事件,对此,在今后的日子,承担着生命的责任,我一定会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有关我们这两代人的活生生的真实的回忆和记述。                      2013-01-28 德国·埃森


2013年1月8日 星期二

九章龙文扛斛鼎——谈文化与政治

——纪念九评发表八周年之二

一.政治与文化

我在上篇文章中谈到,九评的发表,纪念九评八周年第一个让我的思索的题目是信仰与科学。对信仰问题的具体探究则让人们看到,信仰改变必然导致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因此也可以说必然导致另外一种文化。为此,纪念九评发表八周年第二个让我思索的题目是“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从一九九九年法轮功学员由于信仰受到公开的残酷的迫害以来,他们的存在就同时受到专制者们的诽谤污蔑。他们希望拥有自己的信仰是“搞政治”,他们被迫讲真相,维护自己的信仰是“搞政治”,他们开始明确拒绝专制是“搞政治”,最后他们总结出了九评,开始推动退党,解体中共当然就更是“搞政治”了。“搞政治”为此成为了一个极权统治者抹黑攻击法轮功学员团体的重要工具。
然而,匪夷所思的是,与此同时很多人居然被共产党的这套言论迷惑,甚至沿用了共产党说法,指责法轮功的“搞政治”。而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忘记或说忽视了更必须谴责和制裁的是那些唯政治、唯权力为上,运用政治暴力对法轮功进行最残酷的共产党。当然,他们同时也没有思索,过问政治是每个人当然有的权利,对法轮功学员也不例外,而单纯的“搞政治”,能够让一个信仰群体做出这么深刻的认识和总结,做出那么多根本性的推动历史变化的贡献吗?

2013年1月1日 星期二

悼念王来棣师母

年前传来令人担心的消息,许先生因为不慎摔倒,颅内出血后住院,同时获知王来棣师母癌症末期再次住院。这真的让我在二零一二年底的心情低落到极点,在忐忑不安中迎来一三年。寄希望许先生和师母能够平顺恢复。不想还是在元月元日听到王师母辞世的消息。
尽管我似乎是有思想准备,但是还是感到天崩地裂,感到无法接受。
我和许良英先生和王来棣师母的关系是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师生关系。
我是七五年在商务印书馆许良英先生的临时住所认识许良英先生的,但是早在七十年代初期,还不曾见过许良英先生的时候,我就认识了王来棣师母。我和她的长子许成刚在一个中学,是一个群体中的朋友。那时候我们是一群充满想象力和激情的孩子。王师母对我来说是一个慈祥的长者,这个感觉从来没有变过,一直到后来我成为了许良英先生的学生,还是如此。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听同学说,她实际上是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一书很多章节的撰写者。那个时候,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那本书可都是大学者的事情,所以王老师在我们心里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可这层神秘从来没有压倒过她的亲切和蔼,所以我永远的感觉是,她是一个典型的充满感情的母亲、
七十年代初期我是一个充满反叛的孩子,从七五年我第一次见到许先生,在商务印书馆,我们就争论。后来他们搬到了科学院黄庄宿舍,我到许先生那里去的时候还是继续争论,有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