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5日 星期三

文革四十年寻思

“十年一觉扬州梦”,儿时读此,觉得那是一段极其漫长的时间。因为对于五五年上小学的我来说,十年前的抗日战争就好像夏商周一样,是极其遥远的历史。然而,当我真的开始领略到生命的时候,却别是一番感觉,不是十年一觉,而是四十年如白驹过隙,人生倏忽。无可奈何的人生,人生的无可奈何,给我留下的都是从四十年前那场文化革命开始的。
四十年前西山脚下的清华附中,还徘徊在中国传统的山水中,山明水净,每天都能够看到西山绵延的曲线,听到稻田里起伏的蛙声。
迈出清华北校墙,沿着比田埂稍宽的泥泞小路,依傍树阴深处几处农舍的炊烟,你走进的就是矗立在浓密的茭白、稻田中间,东西河水潺潺的清华附中新建的六层教学楼。
那是六一年,我报到的时候,这座教学楼还没有建好,楼里楼外仍在施工。飞进这个楼里的时候,生命就像刚刚展翅的小鸟,兴奋、好奇、精力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根本不知人间还有苦难、风险。黑暗在等待着我们。
四十年前的清华附中,虽然脐带连着刚刚走出反右硝烟的清华大学,可中国的人文传统,庚子赔款建立的,从美国吹进清华大学的自由风气,还是时隐时现、潜移默化地出没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这个淡淡的有如水墨画般的背景、气氛,还是让那些第一代眼睛只“盯着”“权力”,第二代血液中只“流着”“权欲”的两代极权主义怪兽,不能容忍。六六年,就在这个如画、如诗、如梦的清华附中,就在我所在的班级,我的桌前身后,寤生出那个人间怪胎,那个远在欧洲的党卫军的孪生兄弟,“红卫兵”!

读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


一九六零年,距二次大战结束十五年,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写出了数千页的巨著《第三帝国的兴亡》。六十年代末期,这本著作的中文本开始在中国流传。铁幕外的人们很难想象这本书对于共产党中国社会中的求知、求善的男女的影响。他们那个时候在文化上、精神上正处于最恶劣的时期。《第三帝国的兴亡》是非常少的人能够找到阅读的,屈指可数的几种书之一。也许这真是本天赐之书,因为稍有头脑的青年人就能从对比中看到,三十年前人类所经历的那场灾难,极权的罪行,竟然和周围发生的一切何等的相似。这个“启蒙”使得很多人从此走上了反省、叛离之路,走向了人性和知识的重新觉醒。
又过三十几年,在八九年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后的八年,出版了清理二十世纪人类另外一个罪恶的极权主义的巨著 《共产主义黑皮书》,并由此引发了是否应该把希特勒和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等同并论的争论。目前虽然这场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无论争论是否会有结果,上述在中国知识界发生的这个历史事实,这种等同对比对于中国民众,以及最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变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说明把这两种极权主义等同并论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时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人,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并没有怀疑,也没有感到毛泽东的共产党政府当时的所作所为,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相比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政权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对当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毁灭,对他们感到对权力有所威胁的所谓阶级敌人的消灭,除了手段有其中国独特的特色外,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然而,中国虽然遭受了如第三帝国那样的历史性灾难,时过三十多年,记录、探讨这一段中国和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历史书籍、文艺作品却并没有像犹太人和西方人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在其后的一二十年中不断地出现,甚至深入开掘这一最没有人性,最黑暗时期的文章也不多。不仅如此,细心的、稍有良知的人,还会发现,这些政治特点,在其后的邓小平,乃至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统治中,仍然继续存在。

2012年7月24日 星期二

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的历史事实(1996年旧作)

——当代极权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物─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祭〕

早就想写文化革命红卫兵诞生那一段历史了。
因为第一个红卫兵小组就是在我高中所在的班上诞生的,因为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甚至在初中时如骆小海(干部子弟)就和我同班,卜大华(军人子弟)则同级不同班;还因为我一生中第一次过问政治问题,六六年四月,就成了这个“红卫兵小组”主要反对者之一。而我那时竟然不知,自此就离开了理工科,走上了我今天的道路。
然而,我终究一直没有动笔。其原因除了在大陆绝对得不到发表外,主要还是自己内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历史眼界还不足以驾驭那些资料。我出自一个封闭的极权社会,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知识上,从小就受到那个社会的桎梏和扭曲,变化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知识框架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
三十年前,在大陆听到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觉得不可思议。深入骨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告诉我,历史应该有其客观性,有自己发展的规律,怎么会任人打扮?及长,思想开始了反叛后才在认识论的探究中看到,任何观察都渗透着理论,没有纯粹客观的事物。
对共产党社会和红卫兵的看法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价值和方法的改变,如果不改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历史,不改换一种方法来研究事实,得到的永远是极权社会指鹿为马、人性扭曲的图像。
关于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的看法目前仍然有人或对早期红卫兵,或对造反派十分留恋,作者在本文中回忆与思考了以下问题:

2012年7月21日 星期六

文化的堕落和堕落的文化——“郭路生现象”的双重含义


20006月给青少年时代友人史保嘉的两封信)


郭路生何许人也?
恐怕现今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本来年轻人似乎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么一个郭路生,因为无论就起作品和其人都是一个早已经在生活以外的人了。
以外的原因很多,这里要谈的却是以“里”的问题,也就是当年郭路生在社会中的影响,以及九十年代以后又曾被一些人再次炒作起来一次的问题。而这两次郭路生的泛起不过都是因为那个“老三届”,也就是作者本人也在其中的“老三届”。这个伴随着共产党社会成长起来的老三届有着非常独特的特性,可以说是一个解析极权社会,共产党社会非常典型的案例。可惜笔者要做的事情太多,一直无力从事这个工作。
然而现在我之所以不得不谈郭路生却是因为突然发现,郭路生问题居然从国内开始向海外的网页上蔓延,又被人第三次炒作。八年前,在第二次炒作的时候,我曾经和青少年时代的友人史保嘉有过关于郭路生问题的来往通信。如果不是如此荒谬事情居然还在继续,一个专制文化的产物,居然被推到自由主义文化的座椅上,我大约还会让这八年前的两封信,这些原来准备写篇像样文章的思想线索,继续保留在自己资料库中。这一次使我感到,既然现在仍然没有时间来写篇完整的总结郭路生现象的文章,那么不如先把这两封信公开发表,以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讨论和思索,免得关于这一问题讨论继续停滞。
在发表这两封信的时候,我要强调的是,这个荒谬现象迫使我们反思的还是那个问题,
“我们的精神究竟在什么地方病了?!”
时至今天,很多人在哀叹,我们的时代没有好的作品,事实上这些垃圾就是我们自己培植生产的。这原因不是别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共产党垃圾工厂的产物。所以我们如果不从反省自己入手,我们这些共产党社会生产的“垃圾”,接下来生产出来的更是垃圾。为此我要说的是,首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否定自己!反省自己!
从李慎之甚至上一代那些曾经走向共产党,跟随共产党的人开始,谁不能够否定自己,反省自己,谁就只能证明自己的智力和良知有问题!!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一起来从事这种清除党文化,这一基督教世俗政治化的产物——极权主义文化。而清除的首要问题就是甄别它和自由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

为了保持那个时代的气氛和真实,这两封信我除了只修订了一些错字,漏字外,其它一切照旧,包括我们之间的昵称、绰号、玩笑。为此,文字粗疏、思维跳跃、叙述唐突的地方也请读者原谅。

2008-12-02德国埃森

2012年7月18日 星期三

解析当代中国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2006年旧作)

——自由文化与中国知识传统的重建(上)

一.问题提出

最近二十年中国社会的变化,最近十几年法轮功的出现和发展,以及最近几年有关如何评价时下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政治问题的争论,使得每个人都能感到,有关文化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人们如此严重地关切。(注解1)那么,为什么在讨论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时候,文化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越来越突出,甚至经常成为焦点问题?我想,回顾历史,人们都曾经看到,七六年所谓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人们都认为中国是文化空白,道德崩溃,学术落后。現在,则变成人人都看到,当代中国文化堕落,道德堕落,学术堕落!这三十年的变化发展,笔者认为人们应该注意到,当代中国知识精英,越是讨论文化问题,关注文化问题,当代中国的文化和知识就越堕落!
这是一个的“奇怪”的历史现象,反观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革命以及此前的十七年历史中,当代中国经历了最为残酷的对文化的硬性破坏,这种破坏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为此七六年后,人们对文化问题应该说是更重视了。很多人信誓旦旦地说痛定思痛,要“彻底”反省文化大革命,从而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有所谓“伤痕”文学,走向未来丛书,北京文化丛书等等。
在这个被很多人称之为所谓“宽松”时代到来的时候,包括李慎之、何家栋等人在内,以及一些所谓“青年才俊”,甚至可以基本上“以他们的意志和思想”直接或者间接总结反省文

2012年7月16日 星期一

雷蒙·阿隆的懊悔 ——再谈《德国之声》中文部的问题(2008年旧作)

北京举办的奥运会结束,这个世界真的让我们再次振奋起来!
在血腥的事实前,我们费尽力气却仍然无法让国际社会警惕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政府像北韩一样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政府,中国社会也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社会,现在终于在全世界面前水落石出!就像八九年居然要到邓小平把坦克和枪弹送到天安门前、全世界的电视镜头下,绥靖、麻木的世界才被惊醒一样!
这本来是个再简单、明白不过的事情,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讨论,多次争论,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事实的问题,然而为什么却一再成为问题,《德国之声》的编辑、张丹红们仍然能够睁着眼说谎?
然而问题还不只如此,并非是一个张丹红、以及《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编辑们的几句谎言,更严重的是,为什么九九年后法轮功所遭受的犹如犹太人一样残酷的迫害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关心?
为什么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着的对于异议人士的毫不留情的镇压,就好像人命不是命那样被漠视?
为什么为一个独裁政府辩护能够那么堂而皇之、不加掩盖,不知羞耻?
为什么一个沾满鲜血的极权的共产党政府能够再次像三六年希特勒一样堂而皇之地利用举办奥运会展现它丑陋的辉煌?!
这世界难道还有天良,难道还有公理?
难道人类那么没有记忆,十月革命后,冷战时期被共产党残害的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就白白付出了?
难道历史学家,思想家,关心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曾经对此做出的讨论、呼吁、著述在人类的星空就那么没有分量?
我们活着的人,难道真的在刀架到脖子还不醒悟,只有在灾难后,直到脖子喷血才死地复生?就如几百万犹太人曾经无声地遭到灭绝那样!
如何看待对中国共产党,这不是新问题,这不是没有前车之鉴,也不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研究注视了。
共产党,这个人类肌体上的癌,从它攫取政权的初期,知识分子、世界还对其充满幻想的时候,就成为争论研究的焦点。历史不仅留下了汗牛充栋的资料,而且也留下了谁也无法改变的结论。

2012年7月15日 星期日

德国某位作者在德国的一个Facebook上对仲维光评述刘晓波一文的摘录评述


维光按: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我写了那篇评述刘晓波的《极权主义及其政治文化的回潮》,大约有两万字。文章谈了对刘晓波问题的看法。一位居住在德国的不知姓名的作者其后在Facebook上摘录了一些段落,并对笔者作了点评。不谈我是否同意与否这位作者的点评,我必须承认这是我到德国后碰到的少有的一位有眼力的作者,我甚至对不能结识这位作者很有些遗憾。鉴于我的那篇文章读来费时,我以为这个摘录可供关心思想和文化问题的朋友浏览参考。

Facebook上对仲维光评述刘晓波一文的摘录评述:

仲维光评述刘晓波一文摘录:再看刘晓波先生。学生时代的刘晓波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的最彻底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分支,甚至可以说完全是一种宣传产物。以往共产党搞意识形态斗争几乎首先总是选择在这一领域。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回顾刘晓波八十年代的工作,同样如此。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他的所谓黑马式的批评,除了在表面政治问题上引起的效应外,他的语言、他的方法、他的思想,不仅没有走出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而且可以说完全走在这条意识形态化的道路上。对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专业,也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及其文化问题居然没有显示出任何的厌恶与反叛,更没有显现出彻底告别这种极权主义文化,追求另外一种思想方式的冲动。细究刘晓波八十年代的工作及其思想,说他完全是极权主义文化孽生的畸形产物是毫不为过的。

2012年7月14日 星期六

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负面影响—极权主义及其思想文化的回潮(2010旧作)

笔者按:

这是在宣布刘晓波获奖后一个月写的文章。和刘晓波的分歧注定了正确的是我。因为零六年开始和他产生争执的原因是在如何看待共产党,以及在共产党对法轮功的镇压这个原则问题上,是否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迎合共产党。这些问题更进一步反映在对于共产党的思想方法,党文化的认同问题上。直到一零年十二月他的获奖辞人们都可以看到,他对共产党是有感情的,而我从七零年开始就彻底唾弃了共产党,所以我们的分歧是根本性的!
和东欧共产党的命运一样,中国共产党最终一定会被历史唾弃,所以就为此,和刘晓波的争论的性质,并不因为他得了奖就有什么变化。
现在重发此文,也为的是强调如何认识共产党。(2012-07-14)


.我们的忧虑的究竟是什么

一九三八年,极权主义在欧洲已经严重地威胁到每一个角落。敏感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从一九一七年共产党在俄国执政就逐渐开始从各方面对此进行反思、探究。出生在德国科隆,

2012年7月11日 星期三

政治及灰暗人性的多重诱惑 ——谈刘晓波们的“名利”运作(2010旧作)

笔者按:这篇文章发表于一零年诺贝尔奖宣布前一天,因为我说的是真话,所以这篇东西不会因为刘晓波骗取了诺贝尔奖而过时,或者成为错误。相反它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更深刻的,永恒的道理。(2012,07,11)


权力使人堕落!谁也违背不了这个规律!因为任何权力对人都具有强烈的腐蚀性。
“政治”使人堕落,谁也无法绕过这个事实!因为任何“政治性”运作追求的都是胜负得失。
凡是以胜负、名利、得失为最高诉求的人,都一定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因为把名利作为追求的目的就必然陷入“政治”的泥坑,必然走向堕落。这就是刘晓波们沾染堕落倾向,并且进一步充分利用这种堕落倾向,利用人的弱点,把哈威尔等人拉入这个“政治”的泥潭,一起沉沦的原因!
尽管刘晓波们在诱使哈威尔的过程中,或许已经部分地取得了成功,然而,成功底下掩藏的却肯定是更深的悲哀,更多的人将会为此付出代价,——“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功利不会比价值更永恒!

异议人士本来是一个追求的象征,一种要表达自己对于另外一种价值追求,对抗权势、物质的表达。然而“异议”人士居然在中国的现实中成为了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追求。这的确匪夷所思!

2012年7月9日 星期一

自鸣得意 自得其乐——与亲朋好友分享(2012-07-08)

今天真的是拼了老命了!埃森城市乒乓球锦标赛居然拿了他们的冠军。共打了七轮,所以到最后回家开车换档蹬档的时候小腿都抽筋了。不过居然让我最后给赢下来了。这样的日子不会有了!所以宣告亲朋好友,自鸣得意,自得其乐了!

本来是不想参加的,可是新俱乐部的负责人给我报了名,我想,那就去玩玩吧,结果可谓一不小心居然赢了回来。
哈,说不小心还真的没错。我本来想打几场累了就回家。中途也一直在盘算到哪儿放弃。如果碰上一个对手是我们俱乐部的,或者是朋友,那我就立即打道回府。但是他们都输了。而打到半决赛的时候,我以为只是四分之一决赛,已经累得不行,有点想放弃。可旁边的人告诉我,坚持一下,已经半决赛了。于是我想,既然如此,就看看是否能够打到底吧。说迷信话,我早上去就觉得能赢。
决赛的时候,第一局打到九平,我翻了对方一个网,接着他回赠了我一个翻网球,可我救了回来,他接回来后,我再次回赠了一个翻网球。哈,两个翻网球赢了第一局。我坚信命运在我这边。第三局,我开局五比零,六比一,七比三领先,本以为三比零能够拿下,不想他放起了高球,连扣了六七板后腿抽筋。此后每发一次力腿都明显的要抽筋。于是我较为保守一些,心存侥幸,觉得上帝在我这边,或许能够在保守中再来个擦边之类的,这样一想,反而被惩罚,让他翻了盘,赢了这局。第四局,我想我还是不能够辜负命运,还是不要放弃,争取赢好了,就这样,虽然没有擦边、翻网的运气,但是最后第四局坚持了下来。如果进入第五局,可就不好说了。

总之还真的信命。这个B组城市冠军,在此地还真的有点荣誉。因为城市锦标赛根本没有A组。而这个埃森居民人口是德国第六大城市,哈哈,居然让我这几可称为“老梆子”的给混来了。俱乐部的人说,得考证一下,这是否是我们城市岁数最老的冠军。我也觉得,以后再能在如此对抗性的体育中得胜的确是越来越难了。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老来竟有如此一笔…… 哈哈,自鸣得意,自得其乐!


2012年7月6日 星期五

当代中国为何没有好的文论


“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象形的汉字,四声的语音,使得好的中文文字美如云锦天章,活色生辉,读来余香满口,绕梁三日。可惜这一切在最近半个多世纪渐行渐远,在大陆消失殆尽,在港台虽然大陆的政治未到、文化却已亦步亦趋,随风而去。
当代中国为何很少好的文字,好的作家,这的确是个必须思索的问题。
一个作家要想写出好的文章作品,犹如一个雕刻家想要雕刻出好的作品一样。他首先需要锐利好使的雕刻工具,雕刻刀,斧凿等。然后需要掌握雕刻的各种刀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想象力,构图能力。这些因素缺一你就不会创造出好作品来。
对于一个作家,无论是文学家还是思想家也都是如此。作家的雕刻工具是什么呢?就是他所运用的认识和方法。这就是说他必须清楚了解,并且能够准确把握自己所运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究竟是什么,也就是他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工具,它们各自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结果。不了解自己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的作者就是“乱砍”,或者说是“践踏”。
其次,这个作家必须了解自己使用的各种概念和思想,他们是如何来的,究竟表达的是什

2012年7月4日 星期三

解析欧洲杯德国队的失败及走向

 一部足球,一部人生戏剧的缩影。梦幻与现实,狡诈与憨厚,胆怯与智慧,庸碌与才能,乃至理想与爱情。酸甜苦辣、五味居在……
一场足球的失败,常常和人生的其他戏剧一样,它的原因甚至并不在这场球上,而是在很久以前就注定了。它注定了既有用才能回天的可能,可也有人无法胜天的局限。
德国足球队输给意大利队,充满了这些偶然,这些必然,充满了所有这些因素。

2012年7月3日 星期二

《德国之声》中文部“声”从何处来?(2008旧作)

我对《德国之声》中文部的“报道倾向”,及其编辑们所发生的情况是不吃惊的,因为这个中文部从来没有显示出过民主社会的本色。
真正令我惊讶的是德国电视一台、二台这些主流媒体驻北京记者所显示出来的对共产党社会本质的敏锐和清楚的认识。
我在德国生活了将近二十年,这些年来德国社会有关中国问题的看法,被一些实用主义的政治人物,一些或者本来在历史上就曾经是“毛分子”,或者根本就缺乏学术训练、认识能力、文学感觉的汉学家所搅浑,犹如时下北京的天空,被污染而缺乏能见度。两年前居然有一位占据德国主流地位的汉学家说,他的体会是如今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要比台湾还要好。在这样的气氛下,德国电视台居然曾经有过智力问答的题目是,如今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还是共产党?而“正确”答案竟然是“不是了”。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德国电视一台、二台记者,不仅一位,而且是多位,以及德国其它那些这次到中国去的不懂中文,此前并不了解中国的记者,都毫不困难地、清楚地看到中国奥运会表面辉煌后面的本质。几乎每一个报道,每一行字中都让人们看到,中国是个共产党社会,和冷战时期的东欧各国几乎没有两样,中国的情况恐怕在现今这个世界上只有北韩是如此。
其实这本来就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事实。那种豪华划一的大型团体操;那种能够集中全国的财力不惜环境,不顾涉及居民死活,不顾一切地渲染、组织、举办的能力;那种无所不在的警察监视;那种作假;那种记者招待会的语言方式,都是以前在有关描述、研究极权主义和共产党问题的文献中轻而易举地可以看到的。这类“能力”民主国家当然只有望洋兴叹。

2012年7月2日 星期一

极权主义问题还是“威权”问题 ——谈《零八宪章》的问题

(重发2006年有关极权主义概念研究部分内容的按语)

究竟选用哪一个政治学概念来描述时下的中国共产党社会,对中国异议人士以及知识界来说,由于现在已经不仅是一个政治学的学术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到了价值与政治取向,甚至“政治运作”问题,因此,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辨明你究竟是在哪一个领域中讨论问题。很显然的是,那些在八九年前后就曾经提出、并鼓吹所谓新权威主义,时下随着所谓“零八宪章”而再次提出这一问题的某些知识精英,所进行的显然不是学术讨论,而是现实中的“政治活动”。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就学术讨论而言,他们没有认真搜集阅读过文献,关心过这个问题研究现状是什么,有哪些专家讨论过哪些问题,在这个领域中目前专家们关注、争论的又是什么。以他们所使用的“威权”这个概念来说,他们了解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吗?这个词是怎么产生的,在历史上描述的是什么,当代描述的又是什么?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有关“威权”和极权问题的争论是什么,在哪些问题上有了答案,哪些问题是有争议的,甚至是难有答案的。
显然你不可能和一个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一无所知的人,或者说浅尝辄止的人,进行严肃的讨论;关于他们再次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能够做的其实也只是围绕这些问题做一个ABC的梳理和阐述。
九零年,我在研究分析启蒙思想、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也就是在研究大陆那些受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影响长大的,八十年代的所谓知识精英们的思想及方法时,由对完全意识形态化特点的研究,而进入党文化和极权主义文化的研究。就在那时,在西方,有关极权主义理论的讨论,极权主义理论获得了普遍的承认。然而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却突然出现了所谓新权威主义。而更为有意思的是,持新权威主义论的人根本无意进行学术研究和讨论,他们主要考虑的是他们的政治目的和利益。这其实就是我当时所研究的“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的又一个典型案例。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共产党社会的知识界从根本上、彻底陷入了假大空的,政治统帅一切的所谓学术研究。李希凡是这个典型,姚文元、戚本禹也是这个典型,八十年代的金观涛们同样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