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31日 星期一

如何评价和期待习近平等新领导——九评的新启示

(《看中国》编者按:20121223日,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办的“中共解体研讨会”在美国纽约法拉盛举行,著名政治哲学家仲维光先生网络联线发表了精彩演讲,这里全文发表,以飨读者)


2012年的11月,有两件事引人关注,一件是九评发表八周年,另一件是中共十八大换届。九评发表八年来,对中国、对全世界造成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在继续发酵。不断地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在十八大换届,习近平等新领导人上任之时,九评在这个时候给了我们哪些新的启示呢?

一.十年历史回顾

要谈九评新的启示,我们首先就应该可以做一个简短的十年的历史回顾。2002年,胡锦涛温家宝上台。2004年发表了九评。我们大家看一下,十年以前胡锦涛温家宝上台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谈胡温新政。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曾经在一些个采访中也在一些个演讲中谈到,胡锦涛温家宝,胡温绝对不可能有新政。所以我首先谈谈胡温无新政的十年教训。

1.胡温十年无新政的教训:
我在那个时候甚至有些夸张的讲了,你就是借给胡锦涛温家宝两个胆,他们也不会有新政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很了解胡锦涛和温家宝这样的人,胡锦涛温家宝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66年以前的那一批大学毕业生。66年以前的这批大学毕业生,从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就决定了这一批大学毕业生在思想上、知识上是一批残废了的人,毫无创新的能力,毫无想像力,也就是一批失去了生育能力的人。

2012年12月22日 星期六

末日幸存感言


我在十二月二十二号,世界末日前经历了使用计算机以来最大的一个事故,一篇写好的“纪念九评发表八周年之二”,“谈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文章,在写到倒数第二句结尾时,来了个电话,在接电话时没看计算机就顺手存了盘,结果严重,不知道在哪儿发生了一个错误。文章存完后就再也调不出来。白干了十天!不过,最后,可以自慰的事,二十二号世界末日没有发生,我是幸运的,因为为此我就还有机会在圣诞节期间重写,否则的话可就一时失足千古恨了。
然而我的个性使我的工作方法是“狗熊掰棒子”式的,从来不愿意再回头看自己做过的事情。一个想法,从来不愿意重复两次去写,演讲两次。这一次依然如此,迟迟不愿接受这个煎熬。可“纪念之一”两周前就发出了,所以末日后,节日前,急性子的我觉得还是先和大家交流一点文章的想法,末日幸存的感言好了。
我原来计划“纪念九评发表八周年”先写一组三篇文章。第一篇谈“信仰和科学”,第二篇谈“文化与政治”,第三篇谈“文化国家与政治国家”。丢失的这篇是之二,关于文化与政治关系。其中我探讨了文化和政治的关系后,又具体谈了文化问题的讨论与八九年后中国所谓民运的变化走向,及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关系,最后写到台湾。在谈完时下台湾与大陆交往的问题后想点一下题,五十年前的台湾尽管政治劣势,可有文化根基,如今的台湾政府和四五十年代的相比,尽管经济优势,政治上主动,但是缺少文化的眼光,乃至文化基础。结果最后一句还没打出,计算机就出了问题,没存上盘。
由于文章写在末日前,在末日的“热潮”中我突然想到,我的这篇文章不过是想说明,这个二十二号的末日可能是容易度过的,但是世界如果不接受东方的文化,一定有迟来的末日。因为对此我们中国人已经在中国深切地感到,当代中国正在走向绝路,并且几乎每个人都有

2012年12月21日 星期五

潘婧和她的<抒情年华>(2002年旧作)

去年十一月,潘婧的《抒情年华》发表后,她的影响逐渐由大陆扩展到海外。
我认识潘婧算来竟然已经三十四年。一九六七年,对一般人来说,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但是,它对我来说还是昨天的事情。我认识潘婧就是在那一年。
究竟是如何认识潘婧的,我记不清了。似乎应该是在当年清华大学井冈山派负责和北京市中学联络的范希安那里。
一九六七年,文化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大约一月底,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和王力突然来到清华附中我们这一派的住地,在宿舍楼一楼两间由一门连通的十七八米宿舍房中,“接见”了清华附中和一零一中的造反派。那是我们第一次和外校的造反派接触。可以说,是中央文革使我们跨出校际。四月三号和四号中央文革的两次讲话又把中学生中潜在的不同,表面化为四三、四四两派。就这样,人生的三划两划,给我和潘婧同在的那个世界,画出了清晰的边界。如果没有文化革命,也许我们都会毫无所知地走出这个世界,永远不会认识,不知道是属于同一个精神殿堂的。
尽管可能我是同时在范希安那里见到潘婧,史保嘉和XX兰三个人的,尽管这三个同是来自北京最好的中学—师大女附中的女孩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但是,我首先熟识的却是史保嘉。那时,我还完全还是个孩子。确实有很多漂亮的女孩,时而会吸引我的注意。但有的漂亮得让我感到遥远、生疏,有的让我感到熟悉、亲切, 有的让我感到躁动不安,有的却让我感到安静清爽。史保嘉的漂亮似乎天生带有我自己家族的某些成分,所以,在六七年我们就

2012年12月13日 星期四

【仲维光评论】莫言是共产党专制制度豢养的作家

【仲维光评论】莫言是共产党专制制度豢养的作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国的仲维光,很高兴能够在此和大家见面。

星期五莫言在记者会上,到了斯德哥尔摩以后对记者谈了一些个关于中国现状和他自己的看法。这些个谈话,就使我想起过去很多研究极权理论与研究共产党问题的专家们,他们在一切经验事实上,在过去对东欧国家的研究的经验事实上,提出的对共产党社会的看法。

一.莫言的言行向我们直接证明:共产党社会建立在谎言基础上


第一个看法,共产党社会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在共产党社会里的一切的言论,看法,都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莫言到达斯德哥尔摩的言行典型地说明了这个立论。

2012年12月12日 星期三

石破天惊话九评——谈信仰与科学

——纪念九评发表八周年之一

 

凭心而论,我必须承认,我这一辈子做人而生的智力从来无法想到中国会出来个法轮功,而且一经发生就不可收拾,不断发展。
这件事情就是到如今,我平心静气地坐下来想,还是无法按照常理地想象出,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如此残酷统治,近半个世纪的彻底洗脑后,竟然会一下子有如此多的人摆脱掉共产党的统治。这当然就是共产党为什么最惧怕,最痛恨法轮功的原因。因为嗜权,所以共产党在很多问题上比我们敏感,比我们“聪明”。他一下子就感觉到对于一个想依靠谎言和残暴,唯权力至上的社会,推崇真善忍的法轮功和他们在根本上的不相容性。
凭心而论,我也必须承认,我这一辈子走向学术生涯,思想探索之路,做梦也没有想到法轮功学员们三两年就一下子推出了一个彻底评述共产党的九评。其彻底,全面,准确让我吃惊。因为二零零四年九评发表的时候,我自觉地走向社会科学领域,如果从六九开始算来已经三十五年,从七零年我彻底反叛共产党,抛弃共产党开始已经三十四年。我下决心要系统地说清楚共产党何以如此残暴,我们那几代人又何以没能看清如此简单的问题实实在在地已经过了三十四年。
我三十四年的努力和工作,身后留下的艰难路途,艰险环境,艰苦汗水,让我深知,并且认识到,走出来,讲清楚之不易。这就使我对九评的出现比任何人都感到惊奇。

2012年11月29日 星期四

在文学和历史的经纬线上——浅析莫言及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下)


五.如何定位莫言们的文学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是“奖给那些对于社会有积极影响的,理想主义的作家及其作品”。这既包含了价值判断,也包括了对于获奖者文学作品评价和历史定位。这就使得诺奖委员会的发布词无论颁奖给哪个人都不能够回避对这个作家的价值取向的判断,文学作品的评价和定位。当然在一百年的评奖历史中,为此也留下了很多的争议。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来看一看,莫言究竟是否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究竟莫言在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中定位在什么地方。这也就是说莫言的价值取向是什么,以及如何评价定位他的文学作品。这两方面的问题由于白纸黑字,过去留下的经验事实,人们在对此的研究中总会得出准确的判断。
准确的定位判断也许比莫言是否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为重要。因为毕竟把奖给谁是评奖委员会的事情,而我们可以也应该不仅就莫言,乃至评奖委员会给以讨论和认识。从而对人类社会这一段历史做出更深刻的揭示和认识。

2012年11月27日 星期二

在文学和历史的经纬线上 ——浅析莫言及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上)

本文概述:

本文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的问题谈起,然后对于什么是西方文学传统,什么是中国文学传统,西方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等各种文学倾向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极权主义社会的文化和文学的特点是什么进行了辨析。最后在这个基础上讨论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莫言在文学上、政治上,价值取向上究竟迎合了什么,才能够使他在完全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对文学问题极为敏感的极权主义社会得以成名。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遴选莫言问题上又究竟逃避了哪些问题。
全文七部分:(一)为什么会有莫言问题;(二)西方文学的文学的二元张力;(三)一元化、政治化——从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四)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化及文学传统;(五)如何定位莫言们的文学;(六)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究竟回避了哪些问题;(七)结束语。
首发《大纪元》网站:http://www.epochtimes.com/b5/12/11/28/n3739887.htm%E4%BB%B2%E7%B6%AD%E5%85%89-%E5%9C%A8%E6%96%87%E5%AD%B8%E5%92%8C%E6%AD%B7%E5%8F%B2%E7%9A%84%E7%B6%93%E7%B7%AF%E7%B7%9A%E4%B8%8A%EF%BC%88%E4%B8%8A%EF%BC%89.html



一.为什么会有“莫言问题”

1.1任何人都知道,共产党社会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一党专制,政治统帅一切,任何有碍权力,与这个权力相悖的东西都不可能在这个社会获得生存的基础,更不可能获得极权的统治者们的支持。
最近一百年来,所有曾经存在过的极权主义统治者,无一例外地对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问题都极为敏感。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莫言一类的知识精英能够在共产党社会名利双收,大大地得到发展,一定是迎合顺应了共产党的政治要求和文艺政策,否则对权力敏感的极权主义统治者绝对不会容忍并且帮助他发展,并且把他提拔到重要的位置上。
然而,莫言迎合了共产党什么?是什么让共产党感到舒适?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没有料到的是,

2012年11月21日 星期三

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2003)

多维编辑部先生,惊闻李慎之先生去世,在感情上引起我极大的震动。紧接着在多維网上看到一些签名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曹长青先生的不同悼念文章,继而又有对曹长青先生反驳。由于这些讨论实际上涉及非常根本性的问题,不可能三言两语就能言尽,甚至因为有些问题涉及到认识论基础问题,根本就不可能说服不同前提看问题的人,因此,匆匆一时,笔者希望提供一封给许良英先生的信,以期引起更进一步的讨论。
李慎之先生去世前和许良英先生对很多问题进行过非常推心置腹的讨论,有些来往信件甚至十几页,笔者有幸接触到这些讨论,并看到这些讨论今天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笔者的这封信就是在此期间,去年年底写给许良英先生的。
十四年前,将近七十岁的的李慎之先生,因为良知,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对此人们可能很容易地看到。但是,对于另一个领域,知识结构和精神的变化,可惜由于他的去世而结束,不然的话,或许在这一领域中可能展现出更多的内容。

2012年11月17日 星期六

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2003)

-由悼念李慎之先生所想到的

  李慎之先生的去世,引发了人们的悲伤和对他的追思。在对他的悼念中由于牵扯到如何推崇他,因而也引发了随之而来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问题的讨论。
  李慎之先生九八年到德国图宾根参加会议的时候,本来笔者已经和马汉茂教授联系好,会后邀请他到波鸿大学来讲演,其后由于他突然中风而不得不中断在德国的旅行,因而擦肩而过。但是,从去年以来,笔者有幸接触到很多许良英先生和李慎之先生就一些问题讨论的文章和信件。这些信件的严肃、认真、坦率使得笔者对这位究其一生可以说是浸淫在共产党文化精神中的老先生增加了很多的敬意。因为尽管他甚至参与建造了这个文化,但是,他宽和、朴实、坦率,身上仍然保持着很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同时看到,时代和经历加在他身上的桎梏。虽然在他最后十几年中,对共产党的极权主义制度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我认为,他在知识结构和精神上基本上没有走出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范畴。他的学术观点和讨论问题的方法,是我所不能苟同的,因为他使用的还是共产党宣传部的方法,使用的语言、概念,还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意识形态式的。
  我这样说,不是为李慎之先生贴标签,而是可以通过逐句逐字地分析李慎之先生最近十年来的文章和书信,来研究他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精神究竟是怎样。我认为上述提到的一些问题,李慎之先生是自己也感到的。

2012年11月15日 星期四

就革命还是和平宪政问题争论致友人(2011)

由于下周一又要旅行,所以手头有很多前两周外出遗留下来要应酬的事情,暂时无法多写,只能够大略谈谈自己的想法。
你和“平头百姓”的争论,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是所谓革命还是和平宪政问题。按照我的理解,你们争论的是现实问题,而非理论问题。因为如果说是理论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不搭界。革命和宪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问题,一个是政治学、社会学问题,一个是法学问题,无从争论。而和平和宪政连在一起,就更是一个操作层面的问题了。这就是说你是想和平地实行宪政。
为此,谈操作层面的问题,和平地实行宪政问题,首先是你实行的是什么宪政。现在共产党的那个宪法吗?这就是《零八宪章》的问题所在,他们是要在现实的那个一党专制为前提的宪法下所谓“和平演变”。那是一种自欺欺人,能达到的是麻木民众,为自己换来利益,而非推动社会进步。七六年后最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除了可以物质享受了,其它一切如江河日下的原因就在于七六年后如此提出问题的知识精英麻痹了社会。这也是造成八九年东欧变了,我们继续如此的根本原因。所以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操作手段,都必须首先明确,最根本的是不要这个极权主义的宪政,而是要一个新的价值下的宪政,亦或回到四七年的宪法。
为此,我对刘晓波的看法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下周我到台湾准备演讲的题目是,当代的西

2012年11月4日 星期日

柏林墙倒塌的历史意义——彻底改变个体生命意义的十一月九号(2009旧作)

柏林墙倒塌已经二十年了。伴随时间的流逝,人们的习惯,这个历史事实似乎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实。然而柏林墙倒塌对于曾经长时间生在在铁幕后面的人,对于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民众来说,在当时却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情。
柏林墙的倒塌,对生长于八十年代以前的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件天崩地裂,天翻地覆的事情。因为掌握了现代化武器,现代化交通、生产等工具,各种控制宣传手段的共产党政权,到八十年代的时候,用传统方式推翻它,传统的改朝换代已经几乎成为不可能的。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它不仅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甚至已经成为不可想象的问题。共产党政权不仅是西方人称为的铁幕,而且根本就是一个铁桶。当年鲁迅用牢笼来比拟中国传统社会,但是和这个铁桶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共产党极权的令人发指,是中国历史的任何专制都难以比拟的。这无法比有以下三点:

2012年10月27日 星期六

“改革派”是一句骂人话(1990旧作)


─捷克经济学家奥塔·西克谈共产党国家的改革

直到今天,因为党内斗争失败而逃到海外的体制内改革派人士,虽然由于生存的需要而置身于民主运动之内,但是却仍然坚持他们党内改革派的立场。在九○年春季,他们说,“我们十年改革做的比东欧三十年做的还多”,“我们幸运就幸运在有邓小平掌舵”(东柏林《国际论坛》第一次会议),“如果没有党外知识分子的干扰,我们的改革本来是会成功的”(《九十年代》904,第49页)。到九零年夏季以后,他们更开始全面否定“八九”民运,再度宣扬新权威主义,认为中国不仅过去、而且未来的希望都系于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中国的传统不适合、也不能走西方和东欧的道路(《民主中国》902,第40页和904,第49页)。然而,“体改委”知识分子们的上述论点前后是矛盾的。如果不能走东欧和西方的道路,何以还说比人家三十年做的还多,我们的改革究竟又成功在哪里,难道只是因为它巩固了共产党“开明派”的地位?事实上,关于如何看待体制内改革及其改革派的问题,在华人世界以外是已经有历史答案的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却仍然在自己的圈子中徘徊。

2012年10月16日 星期二

【仲維光評論】諾貝爾獎評委會對人類尊嚴和人類精神的公開褻瀆



各位朋友們,這裡是海內海外名家談節目,我是德國的仲維光。

在我聽到莫言所講的消息以後,儘管我有心理準備,但是還是非常感到意外。因為說我有心理準備,我是覺得的確是最近一些年來,感到這個世界上,什麼樣的事情都可能發生,而且從歷史上來看,我們人類在最近一百年也經歷了很多這樣不可想像的事情。所以在這個事件發生以前,我應該說是有心理準備的,但是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很吃驚。因為畢竟它還是太離譜了。

我聽到這個或者在這之前的時候,我有思想準備,就是因為我首先考慮的是政治因素。大家其實都已經看到,這個諾貝爾獎在多年以來,政治因素是越來越起主要作用了,這一點表現最突出的,就是從他們把和平獎給奧巴馬那一年。從那一年以後,這政治因素就越來越突出了。
當然諾貝爾獎,以前在評的時候,也在政治因素也起很大的作用。這一點任何人都不可否認的,因為政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裡頭,你不願意去過問它,但是它總是要過問你的,所以這一次當我在之前的時候,我認為很有可能是給莫言的時候,我是從政治上考慮。因為我早已經看到國際上的這種綏靖政治,國際上的這種只顧利益,只從利害關係考慮,不顧價值而且也不顧學術問題的這種考慮。這尤其是在人文科學和政治領域裡面。這個考慮。在這些年裡頭,已經越來越肆無忌憚。

2012年10月11日 星期四

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下)

本文概述
本文第一部分提出为什么必须分清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问题,第二和第三部分从政治学中描述传统专制的概念辨析入手,介绍了为什么会产生极权主义概念。第四部分提出传统专制、中央集团和极权主义的七点根本区别,以及极权主义存在的三个必要条件。第五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对过去百年来所说的中国“封建专制”说法提出质疑,并且明确地提出极权主义和中国及其传统毫无关系。第六部分,进一步从西方主要的研究极权主义及其起源的思想家的探索,介绍为什么说极权主义完全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并再次说明极权主义和中国传统毫无关系。第七部分引述论证了当前社会中极权主义的地位,及与西方国家的相反相成和相辅相成的关系。
结论;产生于欧洲二十世纪初期,并且为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极权主义不是东方传统产物,而是现代化,或者说西方社会现代化,东方社会西化的结果。现在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共产党及其带来的极权主义文化问题。
(下)是第五到第七部分。


五.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与中国传统

5-1:现在回到中国问题,究竟用哪个概念描述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形态,并非是一个可以随口就说的简单问题。显然用dictatorship,与用despotism都是不合适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专制形式既不是罗马式的,也不是奴隶制式的。中国的皇权制是建立在中国自己的形而上学的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制度形式。当然如果一定要比较,或许和古希腊的制度相比,可能还有勉强可以作比较的前提,而在罗马以后,由于西方社会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之上的,以教会为模式的国家制度上的,因此由于根本规范的不同,而如托马斯·库恩所说完全失去了可比较性。所以研究中国传统问题,我必须要说的是,使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整套政治学、社会学,乃至历史学的方法和概念都是西方建立的。各个概念的基础,或说前提、产生及描述的内容都不一样,就是不用库恩的理论完全不可比来看这个问题,也至少可以说是把驴的鞍鞯用到骆驼身上,甚至说的刻薄一些,这些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分析常常是驴唇不对马嘴。

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究竟是什么?(上)

本文概述
本文第一部分提出为什么必须分清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问题,第二和第三部分从政治学中描述传统专制的概念辨析入手,介绍了为什么会产生极权主义概念。第四部分提出传统专制、中央集团和极权主义的七点根本区别,以及极权主义存在的三个必要条件。第五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对过去百年来所说的中国“封建专制”说法提出质疑,并且明确地提出极权主义和中国及其传统毫无关系。第六部分,进一步从西方主要的研究极权主义及其起源的思想家的探索,介绍为什么说极权主义完全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并再次说明极权主义和中国传统毫无关系。第七部分引述论证了当前社会中极权主义的地位,及与西方国家的相反相成和相辅相成的关系。
结论;产生于欧洲二十世纪初期,并且为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极权主义不是东方传统产物,而是现代化,或者说西方社会现代化,东方社会西化的结果。现在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共产党及其带来的极权主义文化问题。
(上)是第一到第四部分。

一.问题提出

为什么必须分清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根本区别?
因为直到如今,一谈到极权主义,有人就说我们中国从秦始皇就开始实行极权主义,中国的传统是极权主义的传统。从而把中国现今的极权主义归咎于传统,把对抗、反对极权主义归结到反传统。
把反对极权主义归结于反传统的人从来没有想一想,中国的极权主义者们曾经如此彻底,如此公开地反传统,极权主义就是在彻底反传统的基础上的建立的。他们也从没有在这个悖谬中继续探究,在今天的极权主义对传统的利用中,他们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传统最核心的价值,这既包括形而上学的哲学前提,人的存在价值,也包括传统社会的伦理价值。
把一种传统的中央集权和现代极权主义混为一谈,完全是一种对于极权主义的错误理解或者不解。

2012年10月3日 星期三

当代启蒙思想家卡尔·波普(1994)

─悼念哲学家卡尔·波普逝世

       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是我们这个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属于三十年代由于政治原因而被迫移居他国的欧洲精神生活的代表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的著作开始在盎格鲁撒克逊英语世界受到注意和讨论,公众逐渐熟悉他的名字。大约在六十年代中期后,他的思想在德国和欧洲其它地区间接地涉及到社会科学中的争论,在政治思想的讨论中他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对波普的广泛承认是在八十年代开始的,从此波普被人们承认为理解现代民主社会的奠基者。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七日,波普与世长辞。那天正是周末,欧洲各国的电台和电视台都在主要新闻节目中报导了这一消息,在其后几天欧洲各主要报刊都以显著版面连续撰文悼念这位大哲学家的去世。其中最主要的德语报刊《法兰克福汇报》、《世界报》、《时代周刊》和《新苏黎世报》都是以整版的篇幅发表文章纪念这位哲学家,介绍他的生平,评述他的思想工作及其社会影响。除了著名哲学家汉斯·阿尔伯特、拉尔夫·达伦多夫等人外,前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等人也为卡尔·波普的去世撰写了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卡尔·波普被称为:
       “在德国的西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代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康德以来启蒙思想传统的继承者自由主义的首领开放的教授责任的教师真理的游击队员等等。

2012年9月30日 星期日

爱因斯坦、德国文化和中国传统

—在德国翻译《爱因斯坦语录》

《爱因斯坦语录》英文本出版于一九九六年,德文本出版于一九九七年。爱因斯坦的母语是德语,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首先以德文发表。移居美国后,虽然有些作品是用英文发表,但是,第一稿一般都是先用德文起草,然后改写成英文。因此,这次在德国翻译此书,我们的第一稿是根据德文本翻译的。那时,我们手头也还没有英文本。但是,拿到英文本后,才突然发现这个德文本的选材在很多方面对英文本作了删补。为此,我们重新只好按照英文本作了补充。考虑到在中文世界有些材料很难找到,并且难以再有机会发表,我们还是保留了一些德文本增加的内容。例如,第一节中爱因斯坦写的几首德文诗。为了准确把握这些诗句,我们向一位德国朋友,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博士柯九思(Petra Klose)女士请教。对那几首诗,她赞不绝口,说写得非常精致和有意思。但是,可惜一是诗歌的神韵无法翻译,二是中文读者(包括我们自己)无法深刻理解德文诗歌的发展和现状,德国人精神的发展和现状,因而无法完全体会、理解她的拍案叫绝。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发现,爱因斯坦很多作品的英文本,和德文本的表述有不小差距。英文本表述得过于“白”,过于“直”,很多段落有时候简直就是重写。这使我们体会到,为本书写序言的物理学家戴森先生为什么希望,英文本如果能附有德文原文就好了。(见本书凯拉普赖斯前言和致谢)

2012年9月26日 星期三

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安琪采访(1996)


——专访大陆旅德学者仲维光先生
安琪

      在“老三届”知识分子中,仲维光先生是近年来在海外中文媒体中以独立批判者的姿态引起瞩目的。代表作《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囊括了他从七十年代开始的对中国极权下的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批判。一九九零年,当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因参与八九民运而流亡异城,被西方和海外中文媒体极尽赞誉,自身也被一种虚幻光环笼罩的时候,仲维光在他的著述中就已经发出了冷峻而尖锐的“不同声音”。一九九五年,在为大陆青年学者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写的序言中,人们更清楚地发现这位坚定的“批判主义者”的精神实质——既有对专制政权的不妥协,也有对坚持正义,坚持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声援。

     仲维光先生生于一九四九年,祖籍山东,他的中学时代和大学预科是北京清华大学附中渡过的。一九六九年到吉林农村插队劳动,三年后回到北京,在八十六中、二十九中任物理教师,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他进入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学习。
     
     仲维光一九八三年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师从中国著名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一九八六年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所从事研究工作,自一九八八年至今,他先后在德国雷根斯堡大学和波鸿大学东亚系学习并作访问学者,曾任德国莱因笔会会长,主编《莱因通信》杂志,现任旅德中华科技协会副会长。

      从人文探索走向科学史研究再返回人文研究的仲维光,由于自觉寻求过严格系统的物理训练,因此他要比同时代知识分子更注重知识框架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除了反叛的一面,仲维光性格中传统性和“西化”的强烈色彩在他的诸多文章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德国著名汉学家马汉茂在评价他的作品时说:“最重要的是耸立(指仲维光和还学文)的反叛精神与批判分析的态度,这在中国近几十年根本找不到生根的土壤。”——这应该也是仲维光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气质所在。

   

2012年9月23日 星期日

民族、民族主义和中国问题(1996)

民族主义问题不是一个可以很容易地反对或为之辩护的问题。民族主义问题中混杂有很多其它因素,因此自二十世纪以来,各类政治、社会人物和团体越来越多地利用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达到自己的目的。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和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所呈现的各类现象,本文从围绕民族及民族主义的各种概念和与之相联系的现象的讨论出发,然后对中国当前的一些现象,提出一些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作者在本文中的主要目的是力图能提出一些问题,以供讨论和继续研究。
民族(Nation)、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很多有关民族和国家问题的国际法以及当代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和解释基础上的,因此讨论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时,首要了解的是这两个概念的来源,在西文中它指的是什么,切忌中文的望文生义。
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至今对这两个概念的准确涵义仍然争论不休。为了较为全面地把握这两个概念,及当前中国问题出现的现象,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围绕这两个概念的几个问题。由于作者不是研究民族问题的专业人员,因此,作者只是在有限的时间中查阅了一些基本的文献,并且根据这些文献做出概括介绍和提出问题。作者深知这样作可能会挂一漏万,在真正的研究工作中是很危险的,然而,如果能由此推动人们进一步研究和讨论,作者愿意冒此之险。


2012年9月22日 星期六

当代中国极权主义和知识分子问题(1997)


一.方法问题:描述、比较和评价

    邓小平去世,使得他最后二十年作为一种历史时期成为人们研究的历史对象。今天,人们在讨论邓后时代的问题与对策时,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描述和评价邓小平时期。它导致人们对邓后时期的不同评价和认识,不同展望和努力。
    人们在对邓后问题的讨论中,往往首先面临的是对邓小平最后二十年评价的讨论。它究竟导致中国进步了、好了,还是坏了?这种讨论使得争论莫衷一是。因为它不仅牵扯到价值判断问题,还隐含着历史进步的一元观。这种讨论导致把问题意识形态化,而较少有建设性、启发性。因此,关于邓小平时代的历史描述研究,作者愿意回避这种争论,而采取卡尔·波普所说的方法:
    “历史解释主要是一种观点,其价值在于它是否富有成效,在于它对历史材料的解释力,能否引导我们发现新材料,并帮助我们把材料条理化和连贯化。所以,我在这里所要说的话,并不意味着作为一种教条式的断言,尽管我有时也会大胆表达我的看法。(《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卡尔·波普,中文本,山西出版社,1992年,第180181页)
    作者认为,采用描述的方法描述邓小平时期及其遗留的历史问题,在这种基础上和其它的历史时期对比,才能更多的发现问题。而在描述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描述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的优与劣,则在于这一理论框架是否能解释更多的历史现象和将出现的现象,是否能自恰,而不需要更多的假设和不产生背谬。
    作者在这里还必须说的是,理论在这里是一种描述和解释的手段,它不具有一元论那种本质主义的特点。
    与其讨论进步与否,讨论好坏,不如采用描述,准确把握历史事实,把握它产生和遗留的各种问题。很多对邓小平时期进行历史总结的人并不清楚自己的理论前提是什么,而匆匆进行关于邓小平时期的好与坏,进步与否的争论,如果仔细探索,他也许会发现,自己竟然在用一种和自己本意背道而驰而的理论,他竟然用自己的境遇,如出国与否,取代了历史描述。

二.理论─描述框架辨析:极权主义的两种表现

   

2012年9月21日 星期五

《爱因斯坦传》中文版译者序



〔法〕安东妮娜·瓦朗坦 
仲维光  仲昭爱  仲雨村 

     

只要想到爱因斯坦,“知识爆炸”这一提法的浅薄性就毕露无遗;爱因斯坦一篇创立相对论的论文,对人类知识所产生的影响要比现今一年甚至几年出版的物理学论文的总和所产生的还要大。爱因斯坦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不仅精通科学,而且熟悉巴赫、莫扎特的音乐,并能亲自演奏。他还爱好文学,喜爱叔本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爱因斯坦一生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科学、哲学和艺术,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虽然爱因斯坦去世已经50多年了,可是如今世界上仍流行这样的说法:任何一个想要严肃讨论科学和文化的人,不了解爱因斯坦就几乎没有取得入场资格。
然而,有关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的文学性传记,在我国还很少有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对广大读者来说,艰深的相对论、量子论,不管用多么通俗的语言解释,总是使爱因斯坦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高峰;而他那丰富的人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充满激情的生活,与专制制度不可妥协的精神,他的爱,他的恨,他作为普通人生活在我们之中的那一切,都远远没有被广大读者所了解。

2012年9月17日 星期一

先祖遗训、家传正道


维光按:

因为家族血缘,也因为先祖的血液流在身上,既然五十年后传统家族居然有此重叙机会,所以闲时也到这个仲氏论坛上看看。因为这毕竟这也是与我这个“仲”字相联系的地方。
先祖之所以是先祖,让我等后人得以荫庇在先祖名下,因为先祖的为人,为学。是故,凡与仲姓相连缺乏书卷气的地方,凡与仲姓相连多苟且碌碌者,都应面对先祖思之省之。
先祖屹立天地,不是因为忠于哪个朝代,哪个帝王;先祖留传千古,能使仲氏家族脱颖而出的是浩然之气!政治永远是暂时的,而为学、为人是永远的。
先祖之名常让维光汗颜,不敢高言“仲氏”之后,论才、伦德,论青史贡献,实实的不肖子孙,唯有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努力努力,不敢忘却!是故重发此短文,以与亲族共勉。(2012.09.14

2012年9月5日 星期三

《极权与当代精英》——自序(2007)


这部文集所讨论的问题,其实早就应该在中国提出来了。或者说至少应该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就应该提出来。然而,由于历史、社会,以及我们这几代知识分子的自身状况关系,迟迟推迟到今天,这对中国知识界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文集中提出的问题,要追溯到三十多年前。早在七零年前后,我步入哲学的自学之路后,就开始思索这些问题,而七五年,我第一次去见许良英先生的时候,即和上一代知识分子发生了第一次面对面的争论。三十年来,我不断地重新检视这些想法,不断地重新确立这些想法,不断地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尽管生活坎坷,社会条件严酷,但是命运还是没能彻底把这些简单的想法湮灭。

2012年8月24日 星期五

河北新版《齐如山文集》为何令人痛恶

極權主義社會的文化的特點就是完全意識型態化,堂而皇之不帶愧疚地刪改《齊如山文集》,是一個活生生的意識型態干預歷史文獻的案例。

因为痛感齐如山居然被封锁了将近五十年,被妖魔化了半个多世纪,因为喜爱京剧和对文化问题的研究,我决定要买一套《齐如山全集》。然而,去年十月去台湾的时候没有买到,因为早已经绝版。回到德国,友人来信告知,大陆有两家出版社出版有齐如山文集,问我是否需要。从网上看,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十一卷本《齐如山文集》,是最新出版的。它的印刷和装帧从照片上看很漂亮——精装本、带厚纸封套。此外,说是“学者”——齐如山的“专门研究者”梁燕编篡的。另外那一套则是前几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十五本、平装的《齐如山作品系列》。
只看这些介绍,似乎应该买最新版——新出版,装潢好,内容多。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敢轻易决定买哪套。因为我最怕的、最吃不准的就是这套新编篡的《文集》是否保留了六十年来的恶习——擅自删改、修订齐如山的东西。然而,想到已经开放这么多年,而且编辑梁燕声称是“专门研究齐如山”的专家。我以为,一个学者,一个真的如我这样热爱齐如山的人,是不能容忍对齐如山的文字有任何擅自删改的,因为好也罢,坏也罢那都是齐如山的。况且任何一个稍微有知识的人都会知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道理。
现在有点相信“学者”这二字的原因,还因为“开放”这么多年,编者的介绍中也说她和港台交流已经很多,我想,她肯定是应该知道作为历史读物,严肃的出版物应该如何对待一位历史大“家”的。所以,最后我怀着侥幸的心理,没有再进一步考察就决定买这套河北新出版的、梁燕编辑的十一卷本的《齐如山文集》。

2012年8月14日 星期二

洪谦先生为什么没有在国内招收过博士生?



七十年代中期,我如饥如渴地读艾耶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的时候,七十年代末期,中国重新开放,亨普尔到中国访问的时候,我竟然不知道洪谦先生是二、三十年代著名的维也纳学派硕果仅存的几个人之一,当然也更不知道他的水平和资历根本不在艾耶尔之下。
我这样景仰洪谦先生是因为他不仅是石里克一般的嫡系学生,而且是非常器重的弟子,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在石里克亲自指导下,物理学家海森堡过目的一篇典型维也纳学派思想的作品;他在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受奥地利和英国剑桥等大学高度尊敬,并且邀请他与艾耶尔等人合作在英奥的大学指导研究生。
我这样景仰洪谦先生,当然不仅是因为上述这些表面的俗名,而更因为八十年代初期我第一次读洪先生“论时间和空间”的论文后所产生的震惊,他对概念准确的把握,简单清楚的行文不在罗素之下。他让我感叹,中国居然有这样的天人!所以其后我不得不思索,何以造成我当时的无知?因为我从七零年开始就自觉地追寻经验主义者们的道路了,可我竟然只知道洪先生是《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参考资料》的编篡者,而尤其不幸的是,由于我当时为了读列宁的《哲学笔记》,居然搜集收藏了一篇洪先生五七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批判马赫的文章。所以我一直认为,他和四九年后所有那些哲学界的人一样,也是一位追随马列主义的宣传匠。对所有这些人,七零年我思想产生反叛之后,在思想领域就再也没有正眼看过他们,包括后来被人们吹捧的顾准、李慎之,当然更不要说李泽厚们。这里我必须要加一句的是,我后来的导师许良英先生深知我的这种反骨和傲骨,但是还是在八二年特别招我去考他的研究生,尽管我们后来还是在思想上分手,但是对此我是永生不能忘记。

2012年8月10日 星期五

陈寅恪、冯友兰及当代中国知识界问题 ——致友人的信(二)

(2010-4-21)

XX,你好!

你谈到所说理性是指英文的reason,但是我突然想到,陈寅恪“王国维遗书序”所用理性一词,如果一定要对应西文的话,应该指的是理念、理想的意思,也就IdeaIdea这个词,有时候也翻译成观念。

谈到这里,我想加一句,很多词的中文翻译不一,要了解真正描述的意思,必须懂得西文。语言由于是一种思维方法,严格说根本不能够百分之百对译,只能够解释。所以我认为以后在哲学系,乃至物理数学系的教学都要给出西文原来的词来。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说的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乃至物理学,其概念范畴都是西方人做出的。一种语言是一种思维方式,所以如果谈论这些学科就必须给出原来的西文。换句话说,不懂西文的人,是很难真正进入这些学科,到达一定深度的。我认为这话是可以这样武断地说的。而更由于现在学术及语言的互相渗透,影响,现在就连专门的中国文化、思想、各种学术研究,如果想准确深刻,也需要西文的根底。

但是,在这里我却还想说,对于陈寅恪来说,由于他的思想和学问根底,也由于这是一篇纪念中国传统文人,传统文化的文章,因此这里使用的“理性”甚至最好不去比照对应西文的意义更好。它应该如“气功”一词一样,真要对应翻译成西文的话,就要直译,就要直接去寻找中文这个词的意义。
你读过钱基博,也就是钱钟书的父亲的《中国文学史》吗?那是一位和钱钟书不可同日而语的大“家”,可是名声却居然不如钱钟书。但这就是人生!

2012年8月5日 星期日

为什么说《零八宪章》和《七七宪章》在根本上是对立的

——就革命还是和平宪政问题争论致友人

由于下周一又要旅行,所以手头有很多前两周外出遗留下来要应酬的事情,暂时无法多写,只能够大略谈谈自己的想法。
你和“平头百姓”的争论,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是所谓革命还是和平宪政问题。按照我的理解,你们争论的是现实问题,而非理论问题。因为如果说是理论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不搭界。革命和宪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问题,一个是政治学、社会学问题,一个是法学问题,无从争论。而和平和宪政连在一起,就更是一个操作层面的问题了。这就是说你是想和平地实行宪政。
为此,谈操作层面的问题,和平地实行宪政问题,首先是你实行的是什么宪政。现在共产党的那个宪法吗?这就是《零八宪章》的问题所在,他们是要在现实的那个一党专制为前提的宪法下所谓“和平演变”。那是一种自欺欺人,能达到的是麻木民众,为自己换来利益,而非推动社会进步。七六年后最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除了可以物质享受了,其它一切如江河日下的原因就在于七六年后如此提出问题的知识精英麻痹了社会。这也是造成八九年东欧变了,我们继续如此的根本原因。所以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操作手段,都必须首先明确,最根本的是不要这个极权主义的宪政,而是要一个新的价值下的宪政,亦或回到四七年的宪法。
为此,我对刘晓波的看法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下周我到台湾准备演讲的题目是,当代的西

2012年8月3日 星期五

“科学”还是“伪科学”问题争论中的盲点

我现在的居住地——德国,应该说是世界上最保守、最排外的地区之一,但就是这个德国,最近二十年来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中医已经慢慢地进入到德国的民众生活中来,预料近期中医还会在德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况且德国的保险公司已经开始有条件地支付中医医疗费用。我想这个变化,在西方其它地区生活的人也应该能看到。
然而与此同时,最近在中国大陆却出现了一场逆人类变化方向的、带有毁灭性的闹剧。以何祚庥为首的一群人掀起了一场对中医的讨伐,认为中医是“伪科学”,要废除中医。这的确是一个不仅让西方民众难以理解,而且让西方学界也瞠目结舌的现象。不仅如此,接下来的争论,所使用的方法、语言,论述方式,实际上无论正方还是反方,都令西方的科学界、科学思想和科学史界如入云雾山中,无所适从。
要想完全说清楚这个反差,当然不是几千字所能够完成的。但是,只就表面的提问,三言两语,其实也能够让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深思。
在现今西方,不要说中医,乃至风水都开始越来越流行,没有人因为它不是科学而抨击反对。难道科学的发源地西方学界竟然不如中国的何祚庥们对科学是何物理解深刻?在现今世界,多元论已经普遍被思想界接受,多元文明、多元文化、多元思想,何祚庥们争论的难道不是早已被扔到垃圾堆中的“唯科学”论?
科学(Science)是什么,在西方来说,其实更准确说是对共产党社会外的一般学术界来说,

2012年8月2日 星期四

“五四”口号“科学与民主”的误区(2007)



无论人们在感情上是否愿意承认接受,八十八年来,五四运动的口号“科学与民主”,以及伴随它的以反传统为其特征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经验历史事实。它的具体表现是,在政治上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极权统治,在文化上成为共产党一次又一次文化革命,直至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最黑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源流,在历史上把中国导入二千年来最黑暗、最腐败的一个时代。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在一个更广阔的以世界为背景的历史中审查这个口号在中国所产生的思潮及其位置,就会立即发现,在它兴起的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在整个世界的思想发展史中它却是位于反自由主义、反“民主”的各类左派和右派的潮流中。(参见笔者“从追随专制到逃避自由”一文)
那么,造成这个经验事实,究竟是“科学与民主”这两个概念出了问题,还是中国部分上一代知识分子的智力和道德出了问题,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出了偏差?
今天大批来到西方的中国学人、侨民都不仅看到,而且亲自体会到,科学与民主的发源地西方,不仅传统保留得非常好,而且丝毫看不到文化断裂、环境、道德曾经崩溃过的痕迹。例如相对来说具有最完美的民主制和民主文化的英国、瑞典等国很好地保留了王室,挪威没有王室,还要引入王室。相反,当代两个极权主义的诞生地德国,从来自己也没有产生过民主,它的民主是战后盟军用枪给与的,却和中国一样没有了王室。中世纪最黑暗、最蒙昧的基督教因为从政治中退了出去,所以宗教得以作为信仰与文化保留在民众的生活中,社会才真正有了人权、自由、民主,保障了文化的多元性。

2012年7月25日 星期三

文革四十年寻思

“十年一觉扬州梦”,儿时读此,觉得那是一段极其漫长的时间。因为对于五五年上小学的我来说,十年前的抗日战争就好像夏商周一样,是极其遥远的历史。然而,当我真的开始领略到生命的时候,却别是一番感觉,不是十年一觉,而是四十年如白驹过隙,人生倏忽。无可奈何的人生,人生的无可奈何,给我留下的都是从四十年前那场文化革命开始的。
四十年前西山脚下的清华附中,还徘徊在中国传统的山水中,山明水净,每天都能够看到西山绵延的曲线,听到稻田里起伏的蛙声。
迈出清华北校墙,沿着比田埂稍宽的泥泞小路,依傍树阴深处几处农舍的炊烟,你走进的就是矗立在浓密的茭白、稻田中间,东西河水潺潺的清华附中新建的六层教学楼。
那是六一年,我报到的时候,这座教学楼还没有建好,楼里楼外仍在施工。飞进这个楼里的时候,生命就像刚刚展翅的小鸟,兴奋、好奇、精力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根本不知人间还有苦难、风险。黑暗在等待着我们。
四十年前的清华附中,虽然脐带连着刚刚走出反右硝烟的清华大学,可中国的人文传统,庚子赔款建立的,从美国吹进清华大学的自由风气,还是时隐时现、潜移默化地出没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这个淡淡的有如水墨画般的背景、气氛,还是让那些第一代眼睛只“盯着”“权力”,第二代血液中只“流着”“权欲”的两代极权主义怪兽,不能容忍。六六年,就在这个如画、如诗、如梦的清华附中,就在我所在的班级,我的桌前身后,寤生出那个人间怪胎,那个远在欧洲的党卫军的孪生兄弟,“红卫兵”!

读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


一九六零年,距二次大战结束十五年,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写出了数千页的巨著《第三帝国的兴亡》。六十年代末期,这本著作的中文本开始在中国流传。铁幕外的人们很难想象这本书对于共产党中国社会中的求知、求善的男女的影响。他们那个时候在文化上、精神上正处于最恶劣的时期。《第三帝国的兴亡》是非常少的人能够找到阅读的,屈指可数的几种书之一。也许这真是本天赐之书,因为稍有头脑的青年人就能从对比中看到,三十年前人类所经历的那场灾难,极权的罪行,竟然和周围发生的一切何等的相似。这个“启蒙”使得很多人从此走上了反省、叛离之路,走向了人性和知识的重新觉醒。
又过三十几年,在八九年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后的八年,出版了清理二十世纪人类另外一个罪恶的极权主义的巨著 《共产主义黑皮书》,并由此引发了是否应该把希特勒和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等同并论的争论。目前虽然这场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无论争论是否会有结果,上述在中国知识界发生的这个历史事实,这种等同对比对于中国民众,以及最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变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说明把这两种极权主义等同并论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时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人,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并没有怀疑,也没有感到毛泽东的共产党政府当时的所作所为,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相比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政权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对当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毁灭,对他们感到对权力有所威胁的所谓阶级敌人的消灭,除了手段有其中国独特的特色外,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然而,中国虽然遭受了如第三帝国那样的历史性灾难,时过三十多年,记录、探讨这一段中国和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历史书籍、文艺作品却并没有像犹太人和西方人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在其后的一二十年中不断地出现,甚至深入开掘这一最没有人性,最黑暗时期的文章也不多。不仅如此,细心的、稍有良知的人,还会发现,这些政治特点,在其后的邓小平,乃至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统治中,仍然继续存在。

2012年7月24日 星期二

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的历史事实(1996年旧作)

——当代极权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物─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祭〕

早就想写文化革命红卫兵诞生那一段历史了。
因为第一个红卫兵小组就是在我高中所在的班上诞生的,因为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甚至在初中时如骆小海(干部子弟)就和我同班,卜大华(军人子弟)则同级不同班;还因为我一生中第一次过问政治问题,六六年四月,就成了这个“红卫兵小组”主要反对者之一。而我那时竟然不知,自此就离开了理工科,走上了我今天的道路。
然而,我终究一直没有动笔。其原因除了在大陆绝对得不到发表外,主要还是自己内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历史眼界还不足以驾驭那些资料。我出自一个封闭的极权社会,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知识上,从小就受到那个社会的桎梏和扭曲,变化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知识框架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
三十年前,在大陆听到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觉得不可思议。深入骨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告诉我,历史应该有其客观性,有自己发展的规律,怎么会任人打扮?及长,思想开始了反叛后才在认识论的探究中看到,任何观察都渗透着理论,没有纯粹客观的事物。
对共产党社会和红卫兵的看法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价值和方法的改变,如果不改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历史,不改换一种方法来研究事实,得到的永远是极权社会指鹿为马、人性扭曲的图像。
关于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的看法目前仍然有人或对早期红卫兵,或对造反派十分留恋,作者在本文中回忆与思考了以下问题:

2012年7月21日 星期六

文化的堕落和堕落的文化——“郭路生现象”的双重含义


20006月给青少年时代友人史保嘉的两封信)


郭路生何许人也?
恐怕现今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本来年轻人似乎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么一个郭路生,因为无论就起作品和其人都是一个早已经在生活以外的人了。
以外的原因很多,这里要谈的却是以“里”的问题,也就是当年郭路生在社会中的影响,以及九十年代以后又曾被一些人再次炒作起来一次的问题。而这两次郭路生的泛起不过都是因为那个“老三届”,也就是作者本人也在其中的“老三届”。这个伴随着共产党社会成长起来的老三届有着非常独特的特性,可以说是一个解析极权社会,共产党社会非常典型的案例。可惜笔者要做的事情太多,一直无力从事这个工作。
然而现在我之所以不得不谈郭路生却是因为突然发现,郭路生问题居然从国内开始向海外的网页上蔓延,又被人第三次炒作。八年前,在第二次炒作的时候,我曾经和青少年时代的友人史保嘉有过关于郭路生问题的来往通信。如果不是如此荒谬事情居然还在继续,一个专制文化的产物,居然被推到自由主义文化的座椅上,我大约还会让这八年前的两封信,这些原来准备写篇像样文章的思想线索,继续保留在自己资料库中。这一次使我感到,既然现在仍然没有时间来写篇完整的总结郭路生现象的文章,那么不如先把这两封信公开发表,以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讨论和思索,免得关于这一问题讨论继续停滞。
在发表这两封信的时候,我要强调的是,这个荒谬现象迫使我们反思的还是那个问题,
“我们的精神究竟在什么地方病了?!”
时至今天,很多人在哀叹,我们的时代没有好的作品,事实上这些垃圾就是我们自己培植生产的。这原因不是别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共产党垃圾工厂的产物。所以我们如果不从反省自己入手,我们这些共产党社会生产的“垃圾”,接下来生产出来的更是垃圾。为此我要说的是,首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否定自己!反省自己!
从李慎之甚至上一代那些曾经走向共产党,跟随共产党的人开始,谁不能够否定自己,反省自己,谁就只能证明自己的智力和良知有问题!!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一起来从事这种清除党文化,这一基督教世俗政治化的产物——极权主义文化。而清除的首要问题就是甄别它和自由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

为了保持那个时代的气氛和真实,这两封信我除了只修订了一些错字,漏字外,其它一切照旧,包括我们之间的昵称、绰号、玩笑。为此,文字粗疏、思维跳跃、叙述唐突的地方也请读者原谅。

2008-12-02德国埃森

2012年7月18日 星期三

解析当代中国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2006年旧作)

——自由文化与中国知识传统的重建(上)

一.问题提出

最近二十年中国社会的变化,最近十几年法轮功的出现和发展,以及最近几年有关如何评价时下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政治问题的争论,使得每个人都能感到,有关文化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人们如此严重地关切。(注解1)那么,为什么在讨论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时候,文化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越来越突出,甚至经常成为焦点问题?我想,回顾历史,人们都曾经看到,七六年所谓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人们都认为中国是文化空白,道德崩溃,学术落后。現在,则变成人人都看到,当代中国文化堕落,道德堕落,学术堕落!这三十年的变化发展,笔者认为人们应该注意到,当代中国知识精英,越是讨论文化问题,关注文化问题,当代中国的文化和知识就越堕落!
这是一个的“奇怪”的历史现象,反观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革命以及此前的十七年历史中,当代中国经历了最为残酷的对文化的硬性破坏,这种破坏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为此七六年后,人们对文化问题应该说是更重视了。很多人信誓旦旦地说痛定思痛,要“彻底”反省文化大革命,从而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有所谓“伤痕”文学,走向未来丛书,北京文化丛书等等。
在这个被很多人称之为所谓“宽松”时代到来的时候,包括李慎之、何家栋等人在内,以及一些所谓“青年才俊”,甚至可以基本上“以他们的意志和思想”直接或者间接总结反省文

2012年7月16日 星期一

雷蒙·阿隆的懊悔 ——再谈《德国之声》中文部的问题(2008年旧作)

北京举办的奥运会结束,这个世界真的让我们再次振奋起来!
在血腥的事实前,我们费尽力气却仍然无法让国际社会警惕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政府像北韩一样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政府,中国社会也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社会,现在终于在全世界面前水落石出!就像八九年居然要到邓小平把坦克和枪弹送到天安门前、全世界的电视镜头下,绥靖、麻木的世界才被惊醒一样!
这本来是个再简单、明白不过的事情,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讨论,多次争论,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事实的问题,然而为什么却一再成为问题,《德国之声》的编辑、张丹红们仍然能够睁着眼说谎?
然而问题还不只如此,并非是一个张丹红、以及《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编辑们的几句谎言,更严重的是,为什么九九年后法轮功所遭受的犹如犹太人一样残酷的迫害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关心?
为什么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着的对于异议人士的毫不留情的镇压,就好像人命不是命那样被漠视?
为什么为一个独裁政府辩护能够那么堂而皇之、不加掩盖,不知羞耻?
为什么一个沾满鲜血的极权的共产党政府能够再次像三六年希特勒一样堂而皇之地利用举办奥运会展现它丑陋的辉煌?!
这世界难道还有天良,难道还有公理?
难道人类那么没有记忆,十月革命后,冷战时期被共产党残害的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就白白付出了?
难道历史学家,思想家,关心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曾经对此做出的讨论、呼吁、著述在人类的星空就那么没有分量?
我们活着的人,难道真的在刀架到脖子还不醒悟,只有在灾难后,直到脖子喷血才死地复生?就如几百万犹太人曾经无声地遭到灭绝那样!
如何看待对中国共产党,这不是新问题,这不是没有前车之鉴,也不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研究注视了。
共产党,这个人类肌体上的癌,从它攫取政权的初期,知识分子、世界还对其充满幻想的时候,就成为争论研究的焦点。历史不仅留下了汗牛充栋的资料,而且也留下了谁也无法改变的结论。

2012年7月15日 星期日

德国某位作者在德国的一个Facebook上对仲维光评述刘晓波一文的摘录评述


维光按: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我写了那篇评述刘晓波的《极权主义及其政治文化的回潮》,大约有两万字。文章谈了对刘晓波问题的看法。一位居住在德国的不知姓名的作者其后在Facebook上摘录了一些段落,并对笔者作了点评。不谈我是否同意与否这位作者的点评,我必须承认这是我到德国后碰到的少有的一位有眼力的作者,我甚至对不能结识这位作者很有些遗憾。鉴于我的那篇文章读来费时,我以为这个摘录可供关心思想和文化问题的朋友浏览参考。

Facebook上对仲维光评述刘晓波一文的摘录评述:

仲维光评述刘晓波一文摘录:再看刘晓波先生。学生时代的刘晓波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的最彻底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分支,甚至可以说完全是一种宣传产物。以往共产党搞意识形态斗争几乎首先总是选择在这一领域。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回顾刘晓波八十年代的工作,同样如此。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他的所谓黑马式的批评,除了在表面政治问题上引起的效应外,他的语言、他的方法、他的思想,不仅没有走出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而且可以说完全走在这条意识形态化的道路上。对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专业,也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及其文化问题居然没有显示出任何的厌恶与反叛,更没有显现出彻底告别这种极权主义文化,追求另外一种思想方式的冲动。细究刘晓波八十年代的工作及其思想,说他完全是极权主义文化孽生的畸形产物是毫不为过的。

2012年7月14日 星期六

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负面影响—极权主义及其思想文化的回潮(2010旧作)

笔者按:

这是在宣布刘晓波获奖后一个月写的文章。和刘晓波的分歧注定了正确的是我。因为零六年开始和他产生争执的原因是在如何看待共产党,以及在共产党对法轮功的镇压这个原则问题上,是否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迎合共产党。这些问题更进一步反映在对于共产党的思想方法,党文化的认同问题上。直到一零年十二月他的获奖辞人们都可以看到,他对共产党是有感情的,而我从七零年开始就彻底唾弃了共产党,所以我们的分歧是根本性的!
和东欧共产党的命运一样,中国共产党最终一定会被历史唾弃,所以就为此,和刘晓波的争论的性质,并不因为他得了奖就有什么变化。
现在重发此文,也为的是强调如何认识共产党。(2012-07-14)


.我们的忧虑的究竟是什么

一九三八年,极权主义在欧洲已经严重地威胁到每一个角落。敏感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从一九一七年共产党在俄国执政就逐渐开始从各方面对此进行反思、探究。出生在德国科隆,

2012年7月11日 星期三

政治及灰暗人性的多重诱惑 ——谈刘晓波们的“名利”运作(2010旧作)

笔者按:这篇文章发表于一零年诺贝尔奖宣布前一天,因为我说的是真话,所以这篇东西不会因为刘晓波骗取了诺贝尔奖而过时,或者成为错误。相反它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更深刻的,永恒的道理。(2012,07,11)


权力使人堕落!谁也违背不了这个规律!因为任何权力对人都具有强烈的腐蚀性。
“政治”使人堕落,谁也无法绕过这个事实!因为任何“政治性”运作追求的都是胜负得失。
凡是以胜负、名利、得失为最高诉求的人,都一定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因为把名利作为追求的目的就必然陷入“政治”的泥坑,必然走向堕落。这就是刘晓波们沾染堕落倾向,并且进一步充分利用这种堕落倾向,利用人的弱点,把哈威尔等人拉入这个“政治”的泥潭,一起沉沦的原因!
尽管刘晓波们在诱使哈威尔的过程中,或许已经部分地取得了成功,然而,成功底下掩藏的却肯定是更深的悲哀,更多的人将会为此付出代价,——“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功利不会比价值更永恒!

异议人士本来是一个追求的象征,一种要表达自己对于另外一种价值追求,对抗权势、物质的表达。然而“异议”人士居然在中国的现实中成为了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追求。这的确匪夷所思!

2012年7月9日 星期一

自鸣得意 自得其乐——与亲朋好友分享(2012-07-08)

今天真的是拼了老命了!埃森城市乒乓球锦标赛居然拿了他们的冠军。共打了七轮,所以到最后回家开车换档蹬档的时候小腿都抽筋了。不过居然让我最后给赢下来了。这样的日子不会有了!所以宣告亲朋好友,自鸣得意,自得其乐了!

本来是不想参加的,可是新俱乐部的负责人给我报了名,我想,那就去玩玩吧,结果可谓一不小心居然赢了回来。
哈,说不小心还真的没错。我本来想打几场累了就回家。中途也一直在盘算到哪儿放弃。如果碰上一个对手是我们俱乐部的,或者是朋友,那我就立即打道回府。但是他们都输了。而打到半决赛的时候,我以为只是四分之一决赛,已经累得不行,有点想放弃。可旁边的人告诉我,坚持一下,已经半决赛了。于是我想,既然如此,就看看是否能够打到底吧。说迷信话,我早上去就觉得能赢。
决赛的时候,第一局打到九平,我翻了对方一个网,接着他回赠了我一个翻网球,可我救了回来,他接回来后,我再次回赠了一个翻网球。哈,两个翻网球赢了第一局。我坚信命运在我这边。第三局,我开局五比零,六比一,七比三领先,本以为三比零能够拿下,不想他放起了高球,连扣了六七板后腿抽筋。此后每发一次力腿都明显的要抽筋。于是我较为保守一些,心存侥幸,觉得上帝在我这边,或许能够在保守中再来个擦边之类的,这样一想,反而被惩罚,让他翻了盘,赢了这局。第四局,我想我还是不能够辜负命运,还是不要放弃,争取赢好了,就这样,虽然没有擦边、翻网的运气,但是最后第四局坚持了下来。如果进入第五局,可就不好说了。

总之还真的信命。这个B组城市冠军,在此地还真的有点荣誉。因为城市锦标赛根本没有A组。而这个埃森居民人口是德国第六大城市,哈哈,居然让我这几可称为“老梆子”的给混来了。俱乐部的人说,得考证一下,这是否是我们城市岁数最老的冠军。我也觉得,以后再能在如此对抗性的体育中得胜的确是越来越难了。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老来竟有如此一笔…… 哈哈,自鸣得意,自得其乐!


2012年7月6日 星期五

当代中国为何没有好的文论


“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象形的汉字,四声的语音,使得好的中文文字美如云锦天章,活色生辉,读来余香满口,绕梁三日。可惜这一切在最近半个多世纪渐行渐远,在大陆消失殆尽,在港台虽然大陆的政治未到、文化却已亦步亦趋,随风而去。
当代中国为何很少好的文字,好的作家,这的确是个必须思索的问题。
一个作家要想写出好的文章作品,犹如一个雕刻家想要雕刻出好的作品一样。他首先需要锐利好使的雕刻工具,雕刻刀,斧凿等。然后需要掌握雕刻的各种刀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想象力,构图能力。这些因素缺一你就不会创造出好作品来。
对于一个作家,无论是文学家还是思想家也都是如此。作家的雕刻工具是什么呢?就是他所运用的认识和方法。这就是说他必须清楚了解,并且能够准确把握自己所运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究竟是什么,也就是他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工具,它们各自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结果。不了解自己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的作者就是“乱砍”,或者说是“践踏”。
其次,这个作家必须了解自己使用的各种概念和思想,他们是如何来的,究竟表达的是什

2012年7月4日 星期三

解析欧洲杯德国队的失败及走向

 一部足球,一部人生戏剧的缩影。梦幻与现实,狡诈与憨厚,胆怯与智慧,庸碌与才能,乃至理想与爱情。酸甜苦辣、五味居在……
一场足球的失败,常常和人生的其他戏剧一样,它的原因甚至并不在这场球上,而是在很久以前就注定了。它注定了既有用才能回天的可能,可也有人无法胜天的局限。
德国足球队输给意大利队,充满了这些偶然,这些必然,充满了所有这些因素。

2012年7月3日 星期二

《德国之声》中文部“声”从何处来?(2008旧作)

我对《德国之声》中文部的“报道倾向”,及其编辑们所发生的情况是不吃惊的,因为这个中文部从来没有显示出过民主社会的本色。
真正令我惊讶的是德国电视一台、二台这些主流媒体驻北京记者所显示出来的对共产党社会本质的敏锐和清楚的认识。
我在德国生活了将近二十年,这些年来德国社会有关中国问题的看法,被一些实用主义的政治人物,一些或者本来在历史上就曾经是“毛分子”,或者根本就缺乏学术训练、认识能力、文学感觉的汉学家所搅浑,犹如时下北京的天空,被污染而缺乏能见度。两年前居然有一位占据德国主流地位的汉学家说,他的体会是如今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要比台湾还要好。在这样的气氛下,德国电视台居然曾经有过智力问答的题目是,如今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还是共产党?而“正确”答案竟然是“不是了”。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德国电视一台、二台记者,不仅一位,而且是多位,以及德国其它那些这次到中国去的不懂中文,此前并不了解中国的记者,都毫不困难地、清楚地看到中国奥运会表面辉煌后面的本质。几乎每一个报道,每一行字中都让人们看到,中国是个共产党社会,和冷战时期的东欧各国几乎没有两样,中国的情况恐怕在现今这个世界上只有北韩是如此。
其实这本来就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事实。那种豪华划一的大型团体操;那种能够集中全国的财力不惜环境,不顾涉及居民死活,不顾一切地渲染、组织、举办的能力;那种无所不在的警察监视;那种作假;那种记者招待会的语言方式,都是以前在有关描述、研究极权主义和共产党问题的文献中轻而易举地可以看到的。这类“能力”民主国家当然只有望洋兴叹。

2012年7月2日 星期一

极权主义问题还是“威权”问题 ——谈《零八宪章》的问题

(重发2006年有关极权主义概念研究部分内容的按语)

究竟选用哪一个政治学概念来描述时下的中国共产党社会,对中国异议人士以及知识界来说,由于现在已经不仅是一个政治学的学术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到了价值与政治取向,甚至“政治运作”问题,因此,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辨明你究竟是在哪一个领域中讨论问题。很显然的是,那些在八九年前后就曾经提出、并鼓吹所谓新权威主义,时下随着所谓“零八宪章”而再次提出这一问题的某些知识精英,所进行的显然不是学术讨论,而是现实中的“政治活动”。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就学术讨论而言,他们没有认真搜集阅读过文献,关心过这个问题研究现状是什么,有哪些专家讨论过哪些问题,在这个领域中目前专家们关注、争论的又是什么。以他们所使用的“威权”这个概念来说,他们了解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吗?这个词是怎么产生的,在历史上描述的是什么,当代描述的又是什么?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有关“威权”和极权问题的争论是什么,在哪些问题上有了答案,哪些问题是有争议的,甚至是难有答案的。
显然你不可能和一个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一无所知的人,或者说浅尝辄止的人,进行严肃的讨论;关于他们再次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能够做的其实也只是围绕这些问题做一个ABC的梳理和阐述。
九零年,我在研究分析启蒙思想、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也就是在研究大陆那些受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影响长大的,八十年代的所谓知识精英们的思想及方法时,由对完全意识形态化特点的研究,而进入党文化和极权主义文化的研究。就在那时,在西方,有关极权主义理论的讨论,极权主义理论获得了普遍的承认。然而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却突然出现了所谓新权威主义。而更为有意思的是,持新权威主义论的人根本无意进行学术研究和讨论,他们主要考虑的是他们的政治目的和利益。这其实就是我当时所研究的“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的又一个典型案例。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共产党社会的知识界从根本上、彻底陷入了假大空的,政治统帅一切的所谓学术研究。李希凡是这个典型,姚文元、戚本禹也是这个典型,八十年代的金观涛们同样是如此。

2012年6月30日 星期六

再论威权主义还是极权主义(下)

论“专制(威权主义)”还是“极权主义”
——再论威权主义还是极权主义(下)
仲维光


五.极权主义(Totalitaere Systeme)与专权主义专制(Autoritaere Systeme

auto衍生出来的autoritaer这个词,在心理学和在政治学上的中文翻译是不能相同的。它的词头都是强调个人、自我,但是个人、自我,在心理学中自然就带有权威的意谓,而在政治学中,一个制度,一个政体,如果它的特点是强调个人,那么就是一个独裁专制。打开任何一本德汉、英汉等中文词典,Autoritaere RegimeAutoritaere Systeme,编篡者都明确地译成“独裁专制”,这是非常准确的。不仅如此,而且这种译法,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后才突然在一些报刊上未加解释地、被政治上的赌博者变成了所谓权威主义政体,以及后来的威权社会。
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在政治学上,Autoritaere Regime,没有任何“权威”或者“威权”的意思!!
它非常明确地表示的是一种独裁性的专制!!
追究这个变化,我们自然就会看到,这个变化不仅是非常不严肃,而且是有着一定的目的。
当然这个词在西方的学界的讨论一直是原来的意义,没有中文世界中的某些“精英们”的这种别一番用心。

Autoritaere Regime,独裁专权政体,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开始在欧洲更多的使用,是为了描述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当时既非民主,也非共产党、法西斯纳粹极权主义政体,那种和传统还有着联系的各类专制政府。只是到了五十年代后期,某些人才力图把斯大林后的共产党社会剥离出极权主义,纳入这个范畴。

再论威权主义还是极权主义(中)

民主与专制的概念及判据问题探索
——再论威权主义还是极权主义(中)
仲维光


四.民主(Demokratie)和专制(Autokratie

明确了对象与方法,在讨论极权主义(Totalitaere Systeme)和专权主义(Autoritaere Systeme)制的问题之前,由于这两个概念的争论牵扯到民主与专制问题,争论的是它们在民主与专制问题中的位置。为此我们首先必须讨论民主与专制问题。

1.民主制:

民主制不是近代才发明的。对于民主制的理论同样也被研究探索了将近两千年了。然而,尽管如此对于民主制概念的定义,关于它的理论和现实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对民主制理论有着非常多的不同的规范,及具体的形式,所以首先在概念上对民主这个术语做一个介绍是必要的。
民主这个概念,它的语义学根源是,Demokratieδημοκρατία),是由两个单词,在公元前五世纪合成产生的单词。Demos是民众,以及多数的意思,Kratein是权力统治的意思。这个合成概念,在德国的思想家中认为是Volksherrschaft,也就是人民统治、人民政权。然而,著名科学哲学,政治学哲学家卡尔·波普,激烈地批评了德国思想界的这种看法。他认为这是对民主制这个概念的极为轻率的误解。“‘民主制’一词在德语中被译为“人民统治”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因为从来就没有过一种“人民政权”,即便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是如此。法国大革命在本质上是一种恐怖统治,断头台实际上是以国家为名的恐怖主义。它的确是一种多数专政,但是是灾难性的”。(注解7

再论威权主义还是极权主义问题(上)

论“专制(威权主义)”还是“极权主义”问题的对象与方法
——再论威权主义还是极权主义问题(上)
仲维光


一.问题;

极权主义制度(Totalitaere Systeme)还是专权主义制度(Autoritaere Systeme),也就是中国某些知识精英所说的“威权主义”问题的争论,产生于五十年代末后。其最初的争论是因为斯大林死后,“解冻”后,对共产党社会再次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二十年前,以及最近这个问题在中文世界的再次兴起,其实是同样的原因,也就是如何看待毛泽东死后,所谓“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共产党社会。然而这个问题的争论在中文界又加上了新的意义,那就是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文世界所使用的Autoritaere Regime概念,加上了中文的转义,先是翻译成“权威主义”,后来遭到人们疑问,引起争论,九十年代中期后,又更多地译成“威权主义”来使用。最近几年,由于一些人提倡与共产党专制政府和解,关于极权主义还是威权主义两个概念的争论也随之再次频繁出现。去年年底以来,由于所谓《零八宪章》的出现,对于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和争论就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事实上非常有意思的是,几乎凡是涉及到极权主义概念的时候,都会由于不同的现实政治需要,而引发出激烈的学术争论。这从极权主义概念产生初期,其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拒绝它接受它,四十年代末期后五十年代的拒绝它接受它,六十年代的拒绝它接受它,八十年代的拒绝它接受它,莫不如此。这实际上让人们看到,由于极权主义概念描述揭示的是极权主义的最高形式,这个概念太具有刺激性了,或者说很多时候可能太尖锐了。不过无论怎样,从这个词诞生初期,中性的,到它已经带有很强的刺激性的否定性,说明的是社会进步了。当年马克思自鸣得意地宣布西方要用奴隶制的专制来给东方实行现代化,无产阶级要用专制和专政来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当年墨索里尼公开宣称自己是极权主义;当年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标榜共产党要对一切专政,实行绝对的一元化,曾几何时,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几乎没有人敢于再如此公开宣称。社会的确进步了。

2012年6月25日 星期一

英国足球与中国足球精英们的瞎子摸象(2010旧作)

英国国家队的确很少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上有超常的表现,但却绝对不是如郝海东所说,英国足球是二流,没有技术,只能打长传冲吊。
这其实又是一个闭着眼睛,满嘴跑舌头的论点。
在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英国踢得是真正的足球,它需要高速的转换,强烈的对抗,以及始终如一的节奏。英国足球,在人所具有的生理特点下,它把足球的特点在尘世间发挥的已经尽可能地淋漓尽致了。因为足球是射穿对方大门的艺术,所以,快速、灵活、对抗,当然最重要的原则是有效,无可避免地决定一切。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要服从于上述几点。这也就是说符合上述诸点的才是技术,不符合的是“花哨”。
所以英国足球俱乐部踢得是最具有足球真谛的足球,是男人的足球,是人间足球的极致。在欧洲俱乐部联赛中,英国足球几乎所向披靡。

2012年6月23日 星期六

流亡走向顯示的歷史意義——最近三十年中國歷史的再認識

【希望之声仲维光評論】

聽眾朋友們大家好,這裡是《海內海外名家談》節目,我是德國的仲维光。今天我要談的題目是「流亡走向顯示的歷史意義——最近三十年中國社會歷史的再認識」。

1.三十年代歐洲知識分子背包裡背著對極權主義研究的流亡
2.五十年代東歐知識分子藝術家帶著對共產黨及其文化的厭惡的流亡
3.八九年中國精英們帶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的流亡
4.九九年後法輪功學員們帶著信仰和文化傳統的流亡



2012年6月21日 星期四

从德国队的胜利看中国的足球意识(2010旧作)


——我看郝海东对足球的理解

中国足球的落后,不是一个或者两个教练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体的问题。这个整体问题反映在足球赖以存在的土壤和空气上。也就是不仅是球员、教练这些种子和植物,而且最重要的是氛围,也就是记者、媒体、足协,乃至社会结构等问题。这个空气和土壤问题,能够说的是记者、媒体,乃至教练的意识问题,对足球认识的问题。
可以说造成中国足球落后的最致命的原因,不是运动员,而是那些骂足球、在那里评足球的人的不在行市。这和中国的知识界、教育界的问题一样,最根本的不是学生问题,而是知识分子问题,教师素质问题。

2012年6月17日 星期日

德国足球的失落和德意志民族精神(1998)

笔者按:

德国的现在的这支足球队,无论从精神还是球队的队员组成和十四年前我写“德国足球和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时候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德国社会的主流精英们,政客们还抵制多元思想,可前年德国总统伍尔夫宣告,伊斯兰文化也属于德国社会的一部分,可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德国社会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德国是一个移民社会也已经被越来越普遍地接受。
这一切都反应在时下的德国足球队中,包括他们的踢法,精神状态都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球队中的主力戈麦斯、克劳泽、波多尔斯基、厄齐尔、博阿庭、赫迪拉……都是有外国血统的人。这个德国队已经不是传统的德国战车式的队伍,而是一个具有想象力的队伍,尤其是在教练,瑞士人勒夫的指导下,踢的更是一种准巴塞罗纳式的的足球。当然同时传统的德国的韧性、纪律性既有保持,也有所削弱。这一切都要看教练在技术上和心理上的调度了。
现在在欣赏欧洲杯的时候,再转发这篇十四年前的旧文,帮助您在欣赏足球的时候了解德国队传统的精神,对比时下的德国队您可以看到德国队的变化,以及如何理解那些传统的德国人、德国教练的心态。如果您认真观察的说,您或许会发现,传统的德国人的心态和思维已经留给了那些没有带着自己的大脑,习惯于崇洋媚外的中国人了。                             20120617

德国足球的失落和德意志民族精神


一九九○年,在第十届世界杯足球赛上,德国队在足球大帝贝肯鲍尔的带领下取得了第三次世界冠军的称号。那一年德国的足球如日中天,贝肯鲍尔的声誉如日中天,他是第一位作为运动员获得过世界冠军,作

2012年6月9日 星期六

东西方,学术、文化与现实 ——与友人的对答

近日(65-7号),在网上与朋友闲聊了一些问题,觉得也还有意思,所以把它摘录下来,放到博客,供大家茶余饭后咀嚼。

友人曰:
偶然上网听音乐,听了一下瓦格纳的歌剧前奏曲。不知道您老对歌剧是个什么态度,此前没见到您老谈起过此事。

维光答曰:
瓦格纳的东西不是不喜欢的问题,简直是有点受不了。太虚张声势了。
歌剧当然喜欢听。但是用心不多,总是当作人声的艺术来听。也就是喜欢它的音乐。另外歌剧用心不多的原因可能也在于它除了音乐外,别的实在是有点粗陋。如剧情的连接,表演等。所以更爱听片段。人声是最精妙的音乐表达。一个人一个样,一个味儿,一个境界。当然提琴和钢琴其实也是如此,每个提琴不一样,同样的琴,拉的人不一样出来的也不一样,可没有人来的那么绝对。想不出更好的词了。
由于歌剧才更感到京剧的绝妙之处。京剧是不能够靠谱学习的也是他的特点之一。京剧是更典型的人的艺术。凡是能够靠谱演练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简化了不少东西的艺术。过去把这种简化,能够成批生产称作进步,现在看来两说着了。

2012年6月4日 星期一

《六四》告诉了我们什么?——写在2011年六四


——在《天国乐团》德国多特蒙德六月四日游行活动上的发言稿

六四已经过去了二十二年,六四及这二十二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了什么?

首先六四告诉我们,共产党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一个集团。在德国生活的人都知道,在东柏林一九五三年,在匈牙利一九五六年,在捷克一九六八年,共产党都曾经对民众的反抗采取过血腥镇压。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是和上述事件同样性质的事件。只不过五三年东德共产党残杀的是工人,五六年,六八年匈牙利残杀的是知识分子民众,八九年六四屠杀的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只不过中国共产党的八九年的这一次屠杀比上述几次更加肆无忌惮,不但在全世界的电视镜头下杀给全世界看,而且邓小平还信誓旦旦地说,杀他个二十万,安定二十年。所以六四不仅是对中国民众的残暴,而且是对人类良知的蔑视和侮辱。

其次,六四后的这二十二年告诉我们,共产党虽然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用坦克枪炮公开屠杀民众,可是共产党极权专制的本质,残暴的本性从来没有改变。
在八九年到九九年之间,虽然在全世界的制裁下,中国共产党政府有所收敛,不再敢公开杀人,不再敢像八九年前,冷战时期那样公开无视国际事物准则,但是对于人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践踏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这期间在维吾尔族地区、西藏地区都发生过对于民众的大规模的镇压。到九九年更因为信仰问题发生了对千百万法轮功学员的无所不用其极的镇压和迫害。